在弹雨中举起相机：战地记者究竟多危险？（深度好文）

近期，巴以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奔赴战场的记者们将战火纷飞的景象带到了千家万户，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截至稿件截止时，已有至少15名战地记者在此次冲突中不幸牺牲。

加沙战地记者为大家直播现场情况。来源/微博视频截图

对于战地记者来说，风险始终如影随形，他们越是深入前线，捕捉到令人震撼场面的机会就越高，撰写的报道也就越能贴近战争的真相。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先辈们已经树立了榜样，确立了“行规”。正如其中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帕在回顾自己的战地摄影生涯时所说：“若你的照片不够出色，那可能是因为你与炮火的距离还不够近。”二战时期的战地记者们认为，战争并不仅仅是遥远地平线上整齐列队行进的军队，它还涵盖了士兵和平民在炮火中的所感所想，他们的心理状态，以及那些血肉模糊的尸体……

狂轰滥炸下的战地记者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对波兰发起了进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但在此之前，战火已经在世界多个角落零星蔓延，众多战地记者早已投身战场，他们手持打字机和照相机，记录着这个时代的跳动，并试图从中洞察未来的发展趋势。

与过往时期相较，二战中空军力量的广泛部署让战争演变成了一场全方位的冲突，使得战场与后方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即便战地记者身处远离战火的后方，也难以幸免于战争的残酷洗礼。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正酣，德国空军站在佛朗哥政权一边，对格尔尼卡的平民进行了残酷的轰炸，这一行径开启了现代战争对非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空中打击的先河。对此，毕加索义愤填膺，创作了油画《格尔尼卡》以表达他的抗议。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位战地记者真实记录下了空袭带来的惨烈景象。

《格尔尼卡》。作者/毕加索

王小亭，赫斯特新闻社的一员，经历了三场战争的洗礼。1900年，他诞生于京城，仿佛命中注定要与战火为伍。自20年代投身新闻摄影领域，他记录了北伐战争的烽火，九一八事变后，又前往东北的白山黑水，报道抗战的波澜壮阔。然而，真正让他闻名于世的，是1937年8月28日下午，他捕捉到的那段新闻胶片。

王小亭

那天午后的时分，众多国家的记者们汇集于太古大厦的楼顶之上，他们预备着捕捉那场轰炸的景象。他们之前已经得到了信息，得知日本海军的飞机将在下午2时左右展开空袭。然而，到了下午3点，日本飞机却迟迟未现，记者们一个个陆续离开了，唯有王小亭仍旧耐心地等待着。

傍晚四点左右，王小亭目睹了日机在沪南站上空徘徊并投掷炸弹。此时，站台上聚集了众多焦虑地等候前往杭州列车的难民。当王小亭驾驶车辆赶到现场时，只见一片血肉模糊的景象：“铁轨和站台上躺满了伤亡者，断肢散落各处……在停车更换胶卷之际，我惊觉自己的鞋子已被鲜血彻底浸透。”

就在那个时刻，王小亭目睹了一位身影战战兢兢地从铁轨上抱起一个孩子，将其轻放在月台上，随即转身去照顾另一位受伤的孩子。此刻，子弹如暴雨般倾泻，那个被大人遗弃的孩子在月台上无助地哭泣，眼前一片狼藉，四周尽是破碎的墙壁和倒塌的残垣。王小亭紧握摄像机，将剩余的胶卷全部对准了那些孩子。

《中国娃娃》。摄影/王小亭

王小亭的胶卷先是被美国海军的舰艇运至马尼拉，接着又抵达了纽约，从9月中旬开始，在美国众多影院的电影放映前播放。这使得美国人开始认识到日本侵华的严峻现实，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我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之情。

遗憾的是，虽然言语上的支持是一层，但实际行动却是另一层。在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就中国的局势发表了演讲，他号召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来遏制侵略，然而，响应的声音却十分稀少。

二战全面爆发之际，美国民众惊愕地目睹，上海所经历的磨难，亦相继降临至华沙、鹿特丹、伦敦等城市。自1940年夏日始，愈来愈多的美国人开始聆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默罗播报的现场广播，通过这些报道，他们得以洞悉英国抗战的进展。

在30年代中叶，尽管美国社会普遍对欧亚大陆的动荡局势不以为意，默罗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他不仅主动为纳粹上台后失业的德国著名学者们四处奔走，争取援助，还亲自组建了一支被称为“默罗家男孩们”的欧洲报道小组。

1938年3月，默罗在伦敦接到威廉·夏伊勒从维也纳传来的口头消息，于是他决定经华沙前往维也纳，亲自向听众播报德奥合并的进展情况：“我是爱德华·默罗，此刻正在维也纳进行现场广播……时间已是凌晨2点30分，希特勒还未到达维也纳……”节目结束后，默罗前往一家酒吧放松心情，却目睹了一起悲剧：一位犹太人站立片刻，接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把旧式剃须刀，割伤了自己的喉咙。

两年半之后，默罗再次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景象。从1940年9月7日开始，德国空军对伦敦展开空袭，意图击溃英国民众的抵抗决心。夜幕降临，默罗便会攀上屋顶，耳畔充斥着警报声的悠长、飞机引擎的轰鸣、高射炮的怒吼以及炸弹爆炸的轰鸣，凝视着被白光探照灯和橘红火焰照亮的天际，深吸着弥漫的火药与焦土的气味，轻声吐出“伦敦在此”（London here），稍作停顿，以吸引听众的注意，随后便开始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以英国人常说的“晚安，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作为结束语。

把握战争脉搏的战地记者

美国听众对默罗那沉稳的嗓音情有独钟，视其为英国的象征，它代表着即便在纳粹德国的猛烈进攻下，美国依然坚韧不拔，不屈不挠。故而，当默罗在1941年重返祖国时，受到了空前的热烈欢迎。罗斯福总统亲自发电报表达祝贺，国会图书馆馆长在致辞中更是凸显了默罗广播所产生深远影响：“您将伦敦的火海景象带到我们家中，我们仿佛置身于熊熊烈焰之中。”将伦敦的伤亡数据摆在我们住所的门前，我们深知，那些逝去的生命，他们属于我们，也是全人类的损失。”

如同默罗，厄尼·派尔对所目睹的英国社会亦怀有深厚的喜爱。1940年12月，他抵达伦敦，原本料想所能目睹的景象不过是满目疮痍。然而，当他目睹威斯敏斯特桥、滑铁卢桥等泰晤士河上的桥梁依然屹立不倒，车辆在其间穿梭自如时，他不禁感到极大的惊讶。

在国内的报道中，他提到了英国友人迎接他时所用的一句风趣的话语，以此来展示他们在遭遇德国空袭时所展现出的勇敢：“非常高兴你能来，我们之前已经多次讲述过自己的空袭经历，大家似乎已经厌倦了这些故事。现在，我们终于有一位新的听众了。”他向美国读者描绘了圣保罗教堂被熊熊烈火所环绕，却奇迹般地毫发无损的景象，同时，也展现了伦敦民众在空袭中磨砺出的一套高效应对策略。

烈火浓烟包围的圣保罗教堂

1941年3月，派尔回到了祖国，两个月后，罗伯特·卡帕与福布斯·罗伯逊抵达英国。他们受兰登公司之托，着手撰写一本探讨英国如何抵御纳粹德国空袭的著作。罗伯逊执笔，卡帕则负责提供插图。这并非卡帕首次将镜头聚焦于战争背景下的社会景象。早在1936年，他就曾前往西班牙，报道佛朗哥政权与共和国之间的内战。随后，他又在两年后前往中国武汉。他所捕捉到的西班牙及我国军民坚定不移的抗战表情，已成为这两个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

漫步于伦敦的街头巷尾，卡帕记录下了英国民众在空袭中依旧维持的日常生活。他尤为偏爱伦敦东区的那条滑铁卢路，那里他见证了普通英国家庭洗菜、烹饪、享用下午茶以及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景，呈现出一派镇定自若的景象。而提及这一地名，更让人联想到一百多年前那场关乎欧洲命运的战役。因此，卡帕与罗伯逊将他们的作品定名为《滑铁卢路战役》，意在强调英国社会的普遍心态最终将左右战争结局。

拍摄任务落幕大约一年后，卡帕重返英国。那时，美国已正式投身二战，然而卡帕却只能暂时在后方从事摄影工作。尽管他四处奔波，曾因参与左翼学生运动而被迫流亡至柏林，之后又逃离巴黎，躲避纳粹德国的威胁，但卡帕依旧无法摆脱他出生地的匈牙利身份。鉴于匈牙利步德国后尘对美国宣战，卡帕，这位一直对纳粹及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的人，被认定为可能的敌对侨民，必须接受情报部门的审查，方可参与军队行动。在此期间，他只能负责报道位于英国的美军基地的情况。

在这种状况下，卡帕仅能对美军的航空大队进行拍摄，这支队伍截至目前仍是唯一与德军正面交锋的陆军部队。他通过镜头记录了他们在基地的生活点滴，如打牌娱乐、起飞执行任务，以及完成任务后归来的情景。他虽然牌技高超，能与士兵们融洽相处，但众人依旧对卡帕的职务抱有反感，认为他在基地里拿着相机静候士兵归来，就像一只等着捕食腐肉的秃鹫爱游戏app官方网站登录入口，渴望捕捉到他们受伤或牺牲的惨状。

一场争执鲜明地揭示了士兵们对驻守战场的记者的不满情绪。卡帕疾步奔向那架迫降的轰炸机，边跑边拍摄：一名战友被其他人搀扶着，递给了在旁等候的医生，他仍痛苦地呻吟着；紧接着下来的两位战友已经不再发出任何声音。最后走下飞机的是飞行员，他看起来毫发无损，只是额头上有一处小小的伤口。卡帕疾步向前，按下快门捕捉细节，此时士兵们站在跑道中央大声喊道：“这便是你期待中的拍摄对象吗，摄影大师？”卡帕听后，迅速合上相机，转身返回伦敦，心中对这份职业充满了厌恶：“这种摄影工作只有丧葬从业者才会去做……”

九死一生的战地记者

卡帕并非不知，唯有与士兵并肩在战火纷飞的前线共同承受生死考验，方能获得他们的信任与敬重，捕捉到展现战争本质的影像。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凭借无畏的勇气换得了一张张价值连城的照片，而他的挚爱亦在那场战争中离他而去。

在历经重重波折终于获得允许报道战场新闻的契机之后，1943年的春天，卡帕毅然登上运送士兵的船只，踏上了前往北非的征程，开启了一段充满激情与挑战的探险之旅。卡帕内心深处涌动着成就一番伟业的强烈愿望，抵达北非的第一夜，他梦见自己在突尼斯城门口紧追不舍，成功追上了装甲师，并跃上领头的坦克……成为唯一一位捕捉到抓获隆美尔那一刻的摄影师……市中心突然一颗炮弹爆炸……他的面部被烧得焦黑。

正如梦境所揭示，荣耀与冒险交织着贯穿了卡帕在二战期间的整个生涯。梦醒后的次日，他在如厕时不慎踏入德军埋设的地雷区，惊恐万分，不敢迈步，连裤子都未敢提起，只得请司机召唤工兵携带探雷器前来解救。紧接着，1942年11月，他随美军登陆北非，派尔驾驶吉普车找到他，让他捕捉了许多两军在埃尔瓜塔尔山脊激烈交战的场景。

卡帕依旧感到不甚满意，他认为“没有哪张照片能够充分展现战斗的紧张气氛和戏剧性，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在他被邀请加入英国轰炸机部队，并随部队转战北非时，尽管卡帕从未接受过跳伞训练，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与他们一同完成了五次飞行任务。

后来，卡帕只是淡淡地提及了那五次任务，然而其中的危险却显而易见：德国的战斗机犹如抖动闪亮的翅膀般俯冲而下，体积膨胀，变成了丑陋的喷火巨兽。它们的子弹如同装订机的精准一般，在我们的机翼上划出了裂痕”，他乘坐的轰炸机险些坠落，所幸“还有三个引擎依然在强劲地运转”。

卡帕参与轰炸行动的经历并未对他继续以生命为代价进行拍摄造成任何影响。他接受了新的拍摄任务，即跟随第八十二空降师进行跳伞进攻西西里岛的拍摄，并在任务完成后随机返航。因此，他成为了首位向外界公布盟军进攻西西里岛照片的摄影师。

在诺曼底登陆的关键时刻，卡帕结识的那位军官曾邀请他一同加入部队的行动，计划在第二波攻势中登陆，以便卡帕既能亲临前线捕捉真实战况，又能避免陷入过高的危险之中。然而，卡帕最终决定与第一波登陆部队并肩作战，“每一颗子弹都仿佛紧贴着我的脊椎飞掠而过”。卡帕捕捉到的奥马哈滩头的画面，成为了外界了解那场惨烈战役的珍贵原始资料，甚至到了斯皮尔伯格导演拍摄《拯救大兵瑞恩》的时候，仍从中汲取灵感。在战争即将结束的莱比锡，卡帕前一秒还在记录一位士兵开枪射击的瞬间，紧接着，那位士兵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长时间身处生死边缘，加之目睹了无数生命的消逝，这些经历对战地记者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王小亭的儿子回忆说，他的父亲每日清晨外出，直至夜幕降临才归家。有时他带回满腔喜悦，有时却沉默寡言。他日复一日地记录着那些他目睹的地面上的生命逝去者爱游体育app下载官网，以及那些正在走向生命尽头的生灵，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哀伤。

派尔两次回国休养，以治愈精神上的创伤。

即便是对冒险情有独钟的卡帕，也曾陷入精神崩溃的深渊。在1943至1944年间，盟军在通往罗马的崇山峻岭中每前进一步，都不得不承受沉重的损失，卡帕目睹了“每一个散兵坑中至少躺着一个逝去的士兵，他们身旁散落着多次浸湿的笔记本残破的封面……字迹逐渐模糊的家书片段。“那些勇敢走出洞穴的士兵的遗体，阻挡了我的前行之路。他们的血液已经凝固，呈现出铁锈般的色泽，与四周深秋的落叶交织成一片。他无法再忍受，一边蹒跚着向山顶攀登，一边如同白痴般不停地喃喃自语。

1945年4月，一场更为猛烈的打击席卷而来。12日，默罗抵达了魏玛周边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目睹了那些身上刻有数字标记、瘦骨嶙峋的幸存者，还有“如同柴火堆积一般”的尸体。在向国内发送的报道中，默罗直言“难以用言语表达所见之景象”。数日之后，卡帕与一众自北非起始便持续追踪战事的同行，于深夜时分被紧急唤醒，得知派尔在太平洋的伊江岛不幸牺牲，“我们纷纷起身，无言地狂饮至醉”。

战争的残酷性不言而喻，存活下来往往只依赖运气，因此卡帕他们得知消息后痛饮至醉，既是对自己幸存的庆祝，也是对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友们的哀悼。默罗在战争中参与了二十五次轰炸任务，却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英国战地记者盖伊·拜厄姆，曾有过在皇家海军服役的经历，当他的军舰被击沉后，他勇敢地游过泄漏的重重油污，最终成功获救。拜厄姆曾是BBC战地记者团的一员，他先后参与了诺曼底与阿纳姆的两次空降行动，但不幸的是，在1945年2月，他在报道柏林空袭的过程中不幸遭遇意外，最终英勇牺牲。而派尔则足迹遍布北非与欧洲，最终在太平洋的一座孤岛上英勇捐躯。

二战战地记者的谢幕演出

在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瞬间之后，对于战地记者来说，二战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该是时候远离战争的硝烟，安心地品味生活的宁静了。默罗的事业如同攀登高峰，步步高升，但他再也没有亲自前往前线，现场报道过任何一场战争。在20世纪50年代，默罗竟然敢于在麦卡锡声誉达到顶峰之际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因为与那些谎称参与过二战轰炸行动的麦卡锡相比，默罗本人曾亲身经历坐在轰炸机内，目睹高射炮弹在周围爆炸云团的景象。

卡帕在战争期间与一位英国女性终止了他们的浪漫纠葛，随后他前往柏林，开始拍摄那座城市被战争摧毁的景象。在那里，他与女演员英格丽·褒曼坠入爱河，凭借摄影赚取的报酬，卡帕跟随褒曼跨越海洋，抵达了好莱坞。然而，他并不喜欢那里的浮华氛围。最终，两人选择了分手。

卡帕的内心深处对旅行和冒险的热爱无法改变。在1947年，他与另一位战地记者兼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同行，一同前往苏联，并据此创作了《俄国日记》一书。次年，他再次投身报道，记录了以色列的建国历程以及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紧张局势。到了1954年，在日本逗留期间，他被邀请前往越南，继续报道法国在该地的殖民战争。然而，不幸的是爱游戏app入口官网首页，就在他为了捕捉更佳的拍摄角度时，一枚地雷夺走了他的生命。

在二战期间的战地记者行列中，能够幸存至最后的可能是玛莎·盖尔霍恩。她与海明威并肩作战，共同见证了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如同派尔和卡帕一般，她在二战的多处战场来回奔波。当她的诺曼底采访请求遭到拒绝后，她巧妙地化身为一名护士，登上了一艘驶向法国的医护船只。她辛勤劳作了一整天，却引发了海明威的不悦。在他看来，战地记者这一职业理应是男性的领域，而她却对仅仅作为海明威第三任妻子这一身份和角色感到厌恶。因此，他们最终选择了分手。

盖尔霍恩与海明威在中国

离婚后，盖尔霍恩将全部精力倾注于战地记者的职业生涯。她曾亲身经历并报道了越南战争以及60至70年代巴以之间的冲突。到了1989年，即便年届81岁，她依然勇敢地报道了美军对巴拿马的军事行动。然而，岁月无情，她的视力逐渐衰退，连手稿都难以辨认。癌症的折磨更是让她痛苦不堪。最终，在1998年，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至此，所有二战战地记者均已隐入烟尘。

摄像机、打字机以及播音话筒赋予了战地记者至高无上的影响力，使他们得以左右公众对战争的认知。那么，战地记者在报道战争时，是否可以持有个人观点？他们所拍摄的惨烈战争画面，在道德层面是否恰当？战地记者是否只是追求名利的群体？这些问题引发了持续的争议。

中国战地记者焦翔（左二）在叙利亚

无论情形如何，坚守职业操守、不惜生命代价在战火中报道新闻的战地记者，理应受到交战各方的尊重以及全球的保护。他们为我们和子孙后代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记录，传递着来自战场的真实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