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批有干部患“舆论监督敏感症”：把记者踢出群

8月31日，《新华每日电讯》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名为“调查观察”的文章，该文深入剖析了当前部分媒体受限于“圈养”和“喂食”的现象，以及某些地方宣传干部所表现出的“舆论监督敏感症”。

文章指出，部分媒体，尤其是地方媒体的记者，已经失去了应有的舆论监督职能。更有过分者，为了保持与所在部门的良好关系，养成了积极“报喜不忧”的职业习性。同时，一些宣传工作者也据此观点，认为媒体记者理应宣传所负责部门的成就，一旦涉及轻微的批评或监督报道，便会被视为“不给面子”或“抹黑”。

文章指出，这导致媒体记者与宣传干部之间的互动陷入了一个不良的循环，那些希望进行监督报道的记者常被视为“另类”，同时也加剧了部分宣传干部对舆论监督的过度敏感。

作者透露，在去年对负责部门进行采访时，他亦因撰写一篇监察文章，遭到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一名宣传人员从联络群中移除。

以下为新华社文章全文：

斩断传递不良信息的使者，恶讯便会消失无踪？将负责监督报道的记者从群体中剔除或屏蔽，曝光的问题便能得以解决吗？

近期，《浙江日报》的记者在报道了杭州西湖九溪景区旅游厕所存在脏乱差问题时，竟然遭到了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记者群管理员的移出群聊处理，而原本的媒体联系人也不再对记者的微信消息作出回应。西湖景区方面未曾料到，这样的行为反而引发了一波新的负面舆论风波。

相较于以往某些记者因进行监督报道而遭到被监督对象的人身攻击等形式的打击报复，这位媒体联系人采取的“踢群拉黑”做法，对于记者而言，已经算是相对温和的对待了。然而，这反映出某些地区的宣传干部出现了对舆论监督的过度敏感，一旦媒体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轻微批评，他们心中便充满怨气，情绪不畅后，干脆将那些喜欢挑刺的记者从群聊中移除，以了结此事。

大多数媒体记者都有各自负责的领域，诸如政法、教育、医卫等行业，他们或许多少都加入了由宣传干部们建立的联络群。这些联络群原本旨在减少沟通成本，便于宣传干部们发布部门新闻、安排例行发布会、组织集中采访等活动。然而，笔者发现，部分媒体联络群已经变成了某些部门向媒体记者提供信息的饲养基地。

一些记者，特别是那些本地媒体的，因此自毁长城，失去了媒体记者应有的舆论监督职能。更有过之，他们为了保持与所在部门的关系，养成了主动“只报喜不报忧”的职业习性。一些宣传工作者也因此认为，媒体记者理应宣传所负责部门的成就，任何带有批评监督性质的报道都会被视为不给他们面子、抹黑他们的形象。

这导致媒体记者与宣传干部之间的互动陷入了不良的循环，那些怀揣着监督报道意愿的记者被视为异己爱游戏登录入口网页版平台，同时也加剧了部分宣传干部对舆论监督的过度敏感。

许多媒体记者同行纷纷表示爱游戏app官方入口最新版本，目前主动与政府部门取得联系进行采访变得愈发困难，更不用说那些旨在进行监督报道的采访了。部分宣传干部沟通起来愈发困难，有的声称采访内容不属于其部门监管范畴而拒绝回应或接受采访；有的则采取拖延战术，要求发送采访函并遵循程序爱游戏最新官网登录入口，向上级请示一番，结果三五天后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拒绝采访。

去年八月，记者撰写了一篇揭露骚扰电话制造流程的调查报道，为此需要与负责相关业务的部门——江苏省工商局取得联系。记者与该局宣传部门的干部进行了多次沟通，并且预留了充足的回应时间，然而，最终收到的回复却以不属于该部门监管职责为理由，拒绝接受采访。报道一经播出，记者在报道中仅仅提及“记者就骚扰电话这一话题，向江苏省及南京市的相关工商和公安宣传机构提出了采访请求，却因这些机构以不属于其主管范畴为由，婉转地拒绝了采访”，结果却遭到了那位宣传干部的移出联系群处理。

在采访过程中，许多宣传工作者对媒体的监督表示出积极的态度，他们觉得通过监督和曝光，那些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难题能够引起关注，进而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以最近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为例，众多公众及媒体专家意识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并对媒体及早揭露这些不良企业的非法行为表示出由衷的赞叹。

一些学者将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比作寻找大树病虫害的啄木鸟。坏消息的产生并非源自传递信息的使者，大树生病也并非因为啄木鸟发现了虫子。这个道理简单明了，那些患有“舆论监督敏感症”的宣传工作者们应当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