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的“社会距离”批判：“屏保”、“面具”与“豪猪之刺”

若有人询问，在这场新冠疫情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何？我认为，在我国，那可能就是“口罩”一词；而在欧美地区，则很可能是“社会距离”。正如“口罩”成为了国人对于新冠的初始印象，“社会距离”或“保持社会距离”在西方几乎已经成为了新冠的代名词。总体而言，“居家隔离”或是“封城令”实际上体现了对“社交距离”的强制执行；具体到个体层面，人们之间的互动也确实出现了实际的“间隔”。然而，在大家努力保持这种社交距离的同时，对这种距离的批评之声也未曾停止。某些西方人士将这场全球疫情视为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一场“政变”爱游体育app下载官网，而强制执行“居家隔离”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被视为这一“政变”的重要标志。有人甚至直接在“COVID-19”这个新冠名词之后加上数字84，将其称作“COVID-1984”，以此来暗示新冠疫情的爆发让我们的世界转变成了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绘的那般，一个被无处不在的“老大哥”严密监控的社会。

在英国伦敦，一对情侣从戴口罩的医护壁画前走过。新华社 资料

这些无疑是社会距离备受指责的缘由。然而，无论批评如何，新冠疫情下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不得不有意维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这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现状。然而，社会距离所带来的问题远不止于所谓的“新冠政变”以及那些让人联想到“1984”等宏大叙事，还有许多具体而微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思。首先，社会距离的“动名词化”现象导致了人们相处时的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出现了颠倒，其次，社会距离所带来的“陌生化”效应促使社交媒体时代中“语言暴力”的现象日益明显，再者，社会距离的“中国化”趋势与国人的“面子”观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一、社会距离的“动名词化”：齐美尔的“屏保”的“反转”

“社会距离”原本是社会学领域的专业术语，用以描述不同种族、文化、宗教、社会阶层以及性别群体间相互关系的亲近或疏远程度，主要强调的是“心理距离”的体现。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社会距离”这一概念被重新激活，并演变成为“social distancing”这一动名词形式，其原本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官方网站上，“社交疏离”这一概念被称作“物理疏离”，其核心要义在于倡导人们在公共场所或住宅内与周围人保持大约两米的间隔。当然，这仅仅是对社会距离的狭义诠释；在广义层面，有些人将感染者的“隔离”以及未感染者的“防疫隔离”均视为维持“社会距离”的手段。然而，这种社会距离更加侧重于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而非先前“动名词化”时所表达的“心理距离”。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是首位关注社会距离“心理距离”维度的人。在《货币哲学》一书中，他将社会距离视为个人“自我”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事物及观念等存在的“内在联系”的“距离”，即亲疏远近的“心理”关系。实际上，这相当于一种“内心的屏障”（详见《货币哲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在现代都市的喧嚣生活中，人际交往极其活跃，身体接触在所难免，心理上的冲击亦接连不断。因此，若缺乏一道“心理防线”来守护自我，不仅会让人感到精神疲惫，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崩溃。可以将齐美尔的“内心屏障”称作人的“心理防线”，这样的概念使得现代人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即便身处“零物理距离”的社交情境，也能享有“安全感”。在齐美尔眼中爱游戏app官方网站登录入口，对于现代人而言，社会距离不仅是一种必要的“心理防线”，更是构成人的关键文化特质或“个性”。

齐美尔

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经过将“社会距离”这一概念进行动名词化处理，我们观察到社会距离的物理层面和心理层面之间出现了一种“颠倒”的现象。尽管大家普遍认同，强制执行或自觉维护社会距离中的“物理距离”确实有助于直接防止病毒传播，并且有助于“拉平”病毒传播曲线，然而，随着物理距离的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却出现了微妙甚至较为激烈的变化。这种转变的显著特征在于民众对于维持社交间隔的抵制行为，众多人不仅无视“法规”规定，公然“集会”，故意不遵守社交间隔的要求，甚至组织抗议活动，公然挑战社交间隔措施的执行。此类抗议行为中，一方面源于经济因素，另一方面则源自于精神层面的需求，即人们对于正常人际交往的渴望。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那句颇具哲理的论断：“人天生是政治性的生物。”新冠疫情期间，社会距离的动名词化并未导致其内在的心理距离消失，反而，在物理距离被拉大之后，这种心理距离反而出现了逆转。人们并没有随着物理距离的拉大而同步增加心理上的疏远，他们努力尝试消除由物理距离带来的隔阂，即便这需要冒着感染病毒的风险，也要尽力缩短社会距离。从中可见，齐美尔对现代人拥有“屏保”属性这一观点在极端情形下所呈现的“例外”现象，这亦反映出，无论个体如何追求“现代”，其与生俱来的倾向于“聚集”或渴望与他人互动的特质，本质上是不会消逝的。这或许正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也是人类社会始终洋溢着友爱与动力的根源。

二、探讨社会距离的“陌生化现象”：在王尔德的“面具”背后，呈现出一幕“大型语言翻车现场”。

新冠疫情期间，实行了社会距离措施，这导致人们在居家隔离或外出购物时，实际上增加了一段实际的“空间距离”。与此同时，借助微信等社交平台，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却缩小了。这一变化还带来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后果，那就是原本熟悉的熟人之间突然出现了“陌生感”。许多人突然意识到，在原本亲密的关系中，比如家庭成员、昔日同窗和好友之间，因为观念的分歧、意见的争执，亦或是所谓的“三观”存在差异，彼此间竟然逐渐变得生疏起来。新冠疫情频发，各类事件层出不穷，高潮迭起，朋友圈和网络上战火纷飞。在紧张的情势下，有人开始互相讽刺，争论不休，甚至列出十三条反唇相讥的理由；有人则选择“割席绝交”，互相删除好友。结果，夫妻反目成仇，昔日同窗变得陌生，朋友之间也出现了矛盾。等到疫情稍有缓解，人们回首往事，却发现彼此已经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亲痛仇快”令人泪下的景象？

英国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提出了一种引人深思的“面具理论”，他在其著作《意图集》中提到，“面具往往比真实的面容更能揭示一个人的本质”，此外，他还指出，“当人们面对面与你交谈时，他们展现出的本性往往是有限的，而一旦他们戴上面具，便能向你吐露真实的心声。”（详见《王尔德全集》第四卷，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版）。也就是说，当人们进行“面对面”的坦诚交流时，通常并不能或者说很难展现出自己真正的性格和内心想法；而只有在戴上“面具”或是与生活中的他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或者轻易地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所思所想，从而显露自己的真实面貌。互联网凭借其独特的“虽不在场却似在场”的功能，早已演变成一种高度逼真的“网络人皮面具”。因此，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佳的“戴上面具进行社交”的工具。这一点，在互联网刚兴起时，就有过这样的说法：“你永远无法知晓网络那头是何人，或许是人，或许是犬。”这一观点在那时就已经初露端倪。社交软件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面具效应”，特别是微信的“朋友圈”功能，其欺骗性尤为明显。人们在戴上“朋友”的面具后，彼此之间变得陌生起来，然而，这种陌生感却让他们能够更加无所顾忌地表达内心真实想法，甚至暴露出真实的自我。在往昔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在社交场合往往注重观察对方的言辞和表情，于是便能够巧妙地运用辞藻，使得冲突得以避免。然而，在朋友圈中，人们常常借助emoji表情或“哈哈”等模糊不清的言辞来传达情感，这种做法使得交流时人们可以更加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但也使得朋友圈成为了一个容易发生语言失误的“现场”。

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社会距离政策的推行，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变得更为遥远，这反而促使人们迫切希望缩短心理上的距离。与此同时，由于“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使用社交软件的频率和时长也随之增加。因此，人们的网络社交变得愈发紧密，交流互动也日益增多。微博等传统网络媒体以及微信等社交媒体再次呈现出高度活跃态势。然而，由于这些平台具备“面具”功能，人们在发表意见时显得更为直接和无所顾忌。这导致语言上的“暴力冲突”以及情感上的“暴力冲突”现象日益增多，进而频繁引发“兄弟阋于墙”式的网络悲剧。这无疑可以被视为新冠“次生灾害”的一种表现。

三、社会距离的“中国化”体现：务必避免叔本华所描述的“豪猪”理论触碰到中华民族对“面子”的重视。

新冠疫情导致的社会隔离效应显著，既有正面也有负面效应。欧美等国家的人们体验到了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受限，而我国民众则从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那就是认识到了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这种距离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包括心理层面的，正如齐美尔所说的“屏保”。这一点对于我国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普遍缺乏“距离感”的情况而言，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警示，同时也可能催生新的社会行为准则。或许，对社交距离进行“中国化”的调整是必要的，一方面，我们应在日常生活中提醒大家保持适当的社会距离，比如在购物时，不再像以往那样拥挤不堪，跳着“贴面舞”或“贴臀舞”；另一方面，我们还需在社交场合中强调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培养“屏保”意识，实际上，这种心理距离的维持，理应成为人际交往中的常态。常言道，“与人交往，言语不过三句，不宜轻易倾吐衷肠”，在国外，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也常被告诫爱游戏登录入口网页版平台，不宜触及政治与宗教议题，以免引发争执。因此，在社交场合保持一定的距离，便成了不可或缺的策略。

超市中提醒人们保持距离的贴纸。新华社 资料

自然，之所以要提醒大家注意，不论是与家人、朋友相处，还是与同学、同事交往，保持适当的社会距离都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逾越这种距离可能会导致彼此关系的复杂化以及关系的疏远，更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国人往往倾向于将个人的观点与个人的“面子”紧密相连。当对方不赞同个人看法时，往往简单地将此视为对自己尊严的挑衅，将原本单纯的讨论问题演变为维护各自尊严的较量。此类为维护自身尊严而进行的争执，往往最终会加剧双方关系的紧张。

网络以及社交圈层更具备一种消除社会角色的特性，网络匿名性以及朋友圈中所谓的“朋友”身份，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疏离感”，而且还使得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所遵循的各种“身份秩序”被彻底消除。因此，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上下级关系，在“融入圈子”之前的社会和伦理角色都被“归零”成了看似“平等”的“朋友”。然而，尽管人们戴着“面具”踏入网络空间或朋友圈，他们却并未将个人的“面子”抛诸脑后。在“网络面具”之下，每个人都藏着一个与自身难以割舍的“面子”。面具追求的是平等和去身份化，而面子却执着于维护个人身份，渴望得到特殊的对待。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使得人们在网络和朋友圈中更容易发生争执，也更易暴露出真实的面目。

这无疑与国人对于“面子”的深厚情感紧密相连。“面子”或许是中国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亦或是其国民性的一部分。罗素在其著作《中国人的性格》中（1922年）曾指出，中国人极度重视“面子”，不论身份地位，每个人都对“面子”情有独钟，即便是乞丐也不例外。虽然外国人可能觉得这种做法滑稽可笑，但实际上，“面子”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尊严紧密相连。若将罗素对国人“面子”观念的评述比作轻轻挠痒，那么国人自身对“面子”的感受则更为透彻。林语堂曾批判国人对于“面子”的虚荣与执着，他指出：“这‘面子’一词难以用言语表达，亦难以明确界定。它既似荣誉，又不尽然。金钱无法购买，却能赋予男女以真实的自豪。它虽空虚，却让众多男子为之奋斗，甚至有女子为此献出生命。”这种存在无形，却需通过向公众展示来维持其存在感。它在空气中悄无声息地存活，然而人们却无法听到那备受尊敬、稳固可靠的声音。它不遵循理性，却屈从于习俗。”（出自《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林语堂特别指出，中国人所谓的“面子”有一个极为负面的特点，那就是“它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习惯”。这或许可以成为网络争执频发的又一诱因，究其原因，多数争论并非基于“真理”的较量，实则关乎“尊严”的较量。

新冠爆发之后，许多人心中的不满情绪或许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谓的“面子”问题所引起的吧。

叔本华提出了“豪猪理论”，该理论描述了在寒冷的冬季，长满刺的豪猪会主动靠近彼此以寻求温暖。然而，若它们靠得过近，身上的刺便会相互伤害。因此，为了和平共处，豪猪们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一理论启示我们思考社会距离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恰当地维持人际间的距离。这次新冠疫情显然已经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平时常被忽视的社会距离的重要性，特别是社交软件带来的过于直接和紧密的接触，促使我们不得不对社会距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或许，对于国人而言，保持适当的社会距离，最好的做法是避免让叔本华的“豪猪”触碰到自己的“面子”。

2020年4月27日匆草于五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