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的社交众筹，正为“靠谱”付出代价

“轻松筹”近期相当吃力。7月7日，轻松筹联合创始人于亮见到钛媒体记者时，首先说道“上午刚会见了几家媒体”。这个声称“随时随地协助大家完成你的心愿”的募资平台目前正面临困境。

轻松筹是“众筹空间”推出的一个独立众筹平台产品，这个平台着重社交互动和便捷操作，在2014年8月12日首次开通服务，本年度初获得了IDG提供的数百万美元A轮资金支持

进入轻松筹网页，能明白该平台设有三个主要版块，分别是「尝鲜预售」、「梦想清单」以及「微爱通道」。其中，「微爱通道」这个版块给轻松筹带来了不少争议。

许多被病症折磨的普通人，能够借助“微爱通道”运营的大病支援计划来发起募捐，这便是社交圈子里时常出现的病患求助信息，即那些分享的求助“图文”，点击图文，登录个人微信便能向募捐对象提供支持，确实有不少人因此得到了援助。于亮向钛媒体透露，2015年“轻松筹”医疗救助板块推出了2.3万个筹款项目，总共募集到1.8亿元资金。

这种传播途径，却让“轻松筹”身处公众的严密审视之中。它在筹款资格、运营成本、资金保管、防范欺诈等层面，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另几家与“轻松筹”模式类似的网络平台，同样经历了快速扩张的阶段，不过其声名远播的同时也伴随着不少争议，最终都陷入了两面受非议的境地。

为什么质疑“朋友圈众筹”？

多数人也许是从朋友圈里才第一次知道“轻松筹”。

将网络互助特别是医疗救治与社交渠道对接爱游戏app官方入口最新版本，主要基于“轻松筹”的两点考虑：其一，微信的紧密社交关系有助于增强可信度。微信上的好友多数是现实生活中的熟人，他们发布的求助内容更方便查证核实，从而大大降低了审核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

这当然只是显露在表面的原因。选择社交平台作为主要扩散途径，其背后更为根本的缘由涉及法规层面。

公开的企业信息平台信息表明，北京轻松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轻松筹平台的运营主体，该企业被注明“非经相关机构许可，不可公开募集资本”。部分网络文章据此对轻松筹的运营资格提出质疑，指称其存在“非法聚财”的行为。

公募没有相应资格，轻松筹另辟蹊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借助朋友圈。它避开在网页上公开募捐，转而利用个人社交平台公布医疗帮助计划，并且针对个别求助者，实际上构成了个人化的私募行为，这样就能避开法律上的限制。

对于资质方面的疑问，“轻松筹”在5月20日借助官方微博平台进行了公告，内容如下：

该平台仅提供网络技术支持，属于信息服务方，“轻松筹”不对求助项目进行推荐或传播，求助信息发布后通常借助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渠道扩散，整个发起和救助过程不属于我国新慈善法规定的募捐行为。

此项计划的启动与援助环节不在新《慈善法》所规范的公开募集阶段，本公司及其管理的“轻松筹”服务并非慈善机构，无需获取公开募集许可，亦未触碰公司业务范围中的禁令。

“轻松筹”网站上的活动类型属于个人请求帮助，不被新颁布的慈善法律所制止或约束，其法律关联是单向的赠予行为。

部分学者对“轻松筹”这一概念表示赞同。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邓国胜教授在回应媒体提问时明确指出，经由“轻松筹”网络平台公布的个人求助消息，不在慈善法律的管理范围之内。“轻松筹”仅是一个信息传播渠道，并非慈善机构，因此无需获取公开募捐的资质。

全国人大代表陈舒，广州律师协会《广州律师》杂志主编，看法与众人不同。她向《法治周末》记者阐述过自己的看法，内容如下：

按照9月1日生效的慈善法规定，没有公开募捐资质的组织和个人不能进行公开募捐活动，但是可以和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机构合作，由该慈善机构负责公开募捐事宜，同时也由其管理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

谁来保证真实？

国内公益界正面临信任难题，信息真伪成为关键问题。今年前半年的几起疑似诈捐案件，导致“轻松筹”平台陷入信誉困境。

2月10日，有位留学德国的学生谢某声称自己罹患白血病，在“轻松筹”发起筹款，最初设定目标为500万元，后来却莫名将目标调整为50万元，最终成功募集到款项。公众的关注首先集中在这笔筹款目标从500万骤降至50万这一显著变化上，其次，该学生若持有德国留学签证，理应享有德国医疗保障，却依然选择在众筹平台上进行大额捐款，这也引发了人们的疑问。

去年12月，广东一位姓卢的市民为身患重病的女儿发起网络募捐，借助“轻松筹”平台迅速募集到将近十万元善款，然而今年3月初，有网友在佛山相关版块公布信息，指出该女孩在获得捐款后不久还是去世了，但女孩的家人却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出国度假以及享受美食的影像资料，引发许多人对捐款实际流向的怀疑，认为可能是被女孩父母私自转移用途。

女孩母亲朋友圈截图

这两件事最终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处理结果，前者涉及筹款资金被冻结，后者则由发起人卢某保证会公开透明地使用善款，并且承诺捐出剩余部分，但与此同时，“诈捐”、“监管不力”之类的批评声音也逐渐显现出来。

于亮向钛媒体记者说明，公司内部设有审核流程，参与“大病援助”计划的申请者，需要提交本人手持身份证真本的照片，此举旨在核实申请人的身份信息。于亮表示，轻松筹与公安部存在合作关系，能够对个人资料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对于儿童、老人或重症患者这类自身无法启动筹款项目的人群，可以由他们的直系亲属代为发起，但除了需要提交患者本人的身份证正本之外，还需要直系亲属提供户口簿原件或结婚证明等文件，用以证实彼此的亲属关系。

那么，由谁核实发起人身体状况信息的准确性呢？于亮向钛媒体说明，主要依据患者提交的医疗记录和确诊文件来确认；除了健康状况的真实性，筹款数额是否夸大也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方面。于亮承认，对于治疗某疾病所需的确切费用，“轻松筹”无法明确判定，只能凭借经验进行大概估计。

根据轻松筹现行规定，普通项目如预售或非病患筹款，若未达成目标，平台会退还全部款项；而大病救助项目则不一样，即便未达标也能获得已筹集的资金。

为了打消大众对真实性的疑虑，“轻松筹”还考虑了直播方式，计划开设直播频道，发起人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证明真实性，并且“轻松筹”会承担其产生的流量开销，目前这个直播频道还没有正式启用

平台方同样在致力于确保信息准确无误，不过医疗领域专业性很强，能否彻底防止虚假信息传播或许难以保证。

谁来掌管资金池？

二零一五年，“轻松筹”医疗帮助项目启动了二万三千个方案，募集到一亿八千万人民币，这个资金库还在持续扩充。如此庞大的财力怎样管理、由谁负责是民众关心的另一个重点。

于亮说明，“轻松筹”针对“大病救助”的款项另设了银行账户，该账户与公司账户彼此分离，且无法向公司账户划转资金，由中国建设银行保管，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查。在发起人申请提现前，所有捐助都存放于这个独立账户。经过提现前的二次审核批准后，捐款会转入发起人的账户。

关于捐款最终如何分配，于亮说明，作为一家商业平台，“轻松筹”本身无权干涉——从法律角度讲，“大病救助”项目中的捐款属于无偿赠予行为。倘若接受捐赠方在资金管理上发生差错，捐赠者便有权要求其承担责任，于亮补充道，倘若真的出现此类情形，“轻松筹”会协助捐赠者维护自身权益。

另外，按照“轻松筹”的运作方式，网站会提取2%作为服务成本。比如说，如果你得到100元的捐助，最终能领到98元，其中2元被“轻松筹”保留。据于亮向钛媒体说明，这2%的费用里，1%由财付通支付渠道拿走，剩余部分是网站自身的开支。

“野蛮生长”的网络救助

除了“轻松筹”，众筹领域还有“水滴互助”、“好壹筹”等数字平台，这些平台同样借助社交渠道开展业务，它们的处境与“轻松筹”相似，褒贬不一，而公众对重大疾病治疗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它们的快速扩张。以“水滴互助”的“水滴爱心筹”为例，在该平台启动当天，美团的一名骑手发起了《援助他的母亲，美团配送员刘灿炎真诚请求》的募捐活动，得到了同僚们的热烈响应，十二个小时内就集到了超过十万块钱。这种快速且便利的募集资金方式，跟一般性的公益基金会相比，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不过和“轻松筹”一样的问题，它也难以完全避开。

水滴爱心筹的求助页面

互联网互助保障社群正方兴未艾爱游戏登录入口网页版平台，这与医疗众筹颇为相似。这类网络互助，主要是借助互联网平台，将面临相同风险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成员之间依据协议，承诺共同承担风险，并且采用小额保障机制，以此防止个人承担过重的经济负担。这种分摊费用的网络协作方式，已被包括“轻松筹”、“水滴互助”、“夸克联盟”、“e互助”、“同伴互助”、“抗癌公社”在内的许多协作平台所采用。

以抗癌公社为例，它不设立基金，资金直接从捐助人传给患癌者。假设抗癌公社成员有6万名，如果成员不幸患癌，会得到其他成员每人5元的帮助；当其他成员患癌，社员需要通过抗癌公社网站提供的支付通道，用支付宝账户向其提供5元钱。这体现了网络互助平台的典型模式。构想很理想，但很显然要实现这一目标面临诸多挑战。行业内的创业者们同样面临诸多难题，比如筹措资金的资格认定爱游戏app官方网站登录入口，资金流向的监督管理，以及防范各类欺诈行为等。

无论是医疗救助平台还是网络互助组织，相较于传统慈善机构、保险机构而言，它们的规模依旧有限，影响力仍然微薄。自从它们出现以来，社会各界对它们的质疑声浪就从未平息。但也许，这也正是它们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