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美国负面新闻报道的社会价值及其启示

近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评选中，以批评性报道为核心价值理念。这种新闻价值理念源自美国的主流政治观念和新闻理念。其宗旨在于巩固其民主制度以及当前的社会体制。我国倡导的是积极引导的舆论传播理念，受众的实际需求与心理适应能力决定了，社会进步与和谐稳定也要求，应当为负面信息提供更宽松的传播环境，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新闻传播的社会作用。

新闻传播中存在不同类型的报道方式，其中一种着重展现积极面，另一种则聚焦于问题与不足，这两种方式在信息呈现上有着显著差异，普利策新闻奖评选时会特别关注此类内容，因为新闻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事实的准确传递，更在于其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作用，不同的报道角度能够反映出媒体对于社会现象的不同解读，这也是衡量新闻品质的重要标准之一。

中图分类号：G219.3

文献标识码：A

该文献的识别码为1001—8204，发表于2008年第6期，占据四页篇幅

对不合规事项的曝光，往往聚焦于那些违背当前社会规范与伦理准则的举动，例如涉及违法乱纪、不光彩经历、性侵扰、意外状况以及天灾人祸等反常现象。中国人普遍认为，正面宣传契合社会根本和主导方向，有助于和睦社会的营造；负面宣传则扭曲外界整体面貌，不能展现社会主要趋势，容易破坏社会秩序和安定，不利于社会的融洽进步。现实中的社会实践真的如此吗？回顾全球新闻传播的演变历程，通过对比分析中西近代新闻行业的优劣之处，可以明确得出一个适用于中西方的普遍性认识：无论是报道积极方面的情况，还是呈现消极方面的事实，只要遵循客观公正、适度适量、保持均衡等基本准则，就能发挥监测社会环境、清除不良风气、调和各方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等多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在这方面，近年来普利策新闻奖评奖趋向也给予我们一些启示。

普利策新闻奖自1917年设立以来，历经了九十余载的发展历程。它被誉为美国最具公信力的文字创作与最出色的写作水平象征，被公认为美国新闻界的顶尖荣誉。每年颁奖时所产生的反响，特别是获奖作品所展现的新闻报道理念，早已超越了美国国界，对全球产生了广泛影响。

考察近些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作品，可以发现，在各类奖项中，比如“突发性新闻报道奖”和“调查性报道奖”，又比如“公共服务奖”，以及摄影类的“突发新闻摄影奖”和“特写新闻摄影奖”，负面报道占据了绝大多数比例，具体情况请参见表格。

实际上，对负面信息的过度重视并非近期普利策奖评选的偶然倾向。正如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现任负责人西格·基塞勒所指出：战争场面、灾难事件、社会顽疾的调查、腐败行为的曝光以及政府运作中存在问题的披露，这些内容向来是评选委员会所偏好的主题。据道格拉斯·贝茨在《美国普利策奖内幕》中的估算，在1917年至1990年间授予的普利策奖里，大约有四成属于揭露类新闻作品，剩余的百分之四十则涉及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问题、自然灾害以及国际事务的报道，这种分布情况揭示了美国主流媒体长期以揭示内幕和重大灾难事件作为报道重点，也体现了西方新闻业的一种基本作业思路。以2008年4月7日公布的第92届普利策新闻奖为例，在11份获得新闻报道奖的作品中，有8份明显聚焦于揭露阴暗面的主题，可见负面题材的势头依然强劲，“以负面报道为主导”的基调持续高涨：在《华盛顿邮报》获得的6项大奖里，涵盖了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涉嫌虐待退伍军人、副总统切尼滥用职权、伊拉克私营安保公司管理混乱、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事件等一系列揭露性报道；而《纽约时报》则凭借一篇揭示中国出口药品存在假药和有毒成分的报道获得调查性报道奖；获得另一篇调查性报道奖的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其作品揭露了政府在玩具、汽车座椅和婴儿床安全标准上的疏忽；路透社的阿德里斯·拉蒂夫获得了现场新闻摄影奖，获奖照片为他在缅甸拍摄的一张濒死的街头抗议者肖像。

在美国，新闻业素来有揭露阴暗面、惩戒不法、监察当局、预警风险的传统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步入了所谓的“镀金时期”，社会上逐渐流行起以“扒粪”为特色的批判性报道。那个阶段爱游戏app官方入口最新版本，美国经济迅猛扩张，但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也催生了诸多社会弊端。普利策主张报纸应当进行揭露性报道，他认为罪恶、卑鄙、腐败最畏惧报纸，因为任何法律、道德、规章都无法与报纸相提并论。普利策提出的“新闻揭丑”理念，后来不仅成为了他捐资设立的普利策新闻奖的核心宗旨，而且逐步发展成为美国新闻报道领域的主导思想。选择没有政府的报纸，而不是没有报纸的政府，我的决定会很明确，那就是前者。美国国会1791年通过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是在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的努力下实现的。这项法律条文一旦实施，便成为美国新闻媒体监督政府部门，揭露政界、商界、娱乐圈内幕与不法行为的权威工具和有力保障。遵循“思想自由流通”与“言论自我完善”的准则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秉持“新闻媒体须充当制衡行政、立法、司法的第四种力量”的核心信念的媒体体系格局，经过长时间发展形成的政治观念与文化脉络，再叠加“观众至上、市场竞争与经济利益至高无上”的绝对信条，所有这些无疑为美国大众传播媒介持续热衷于负面新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铺就了通往“万劫不复”的路径。

对公共信息观察平台、社会沟通促进、休闲活动供给这些职责的评估和角色认同，继续发展下去必然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新闻行业及其从业者只能是社会的监督者、守护者和揭露者。十九世纪《纽约太阳报》的编辑约翰·伯卡特曾言，狗咬人并非新闻，而人咬狗才是真正引人注目的报道，这一观点成为负面新闻流行的号角和先声。美国报界人士认为，对于读者而言，具有负面影响的新闻内容比起正面新闻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接下来这种观点，就是没有消息反而是佳音，而令人不快的消息却更受关注，这便成为了美国社会挑选和呈现新闻的主要准则和意识。受此类新闻报道观念的影响，在美国，新闻媒介最看重的是交通事故、洪水、火灾、地动山摇、凶杀案、战事、劳资冲突以及伤亡事件，这类带有负面色彩的新闻内容对记者而言更具吸引力

尽管那些聚焦于负面消息的“曝光”类报道频频摘得奖项，但这并不代表普利策奖全盘否定现实社会，恰恰相反，普利策新闻奖的遴选准则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包括崇尚个人自由、强调社会担当、保障公众知情、重视信誉、维护监督权益、追求社会公义以及富有同情精神等方面。美国新闻界声称其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的新闻传播自由,这种说法源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也得益于媒体在繁荣的商品经济中具备独立的经济来源,使其在执行社会职责时无需外界掣肘,然而这并不代表新闻界可以脱离特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近年普利策新闻奖的得奖作品，多数还是关于丑陋事件和天灾人祸的报道，这类消息依旧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深入分析这些令人沮丧的报道，就会发现它们的社会效用和作用，未必真的比正面影响更差，未必真的让人更感失落而非振奋，未必真的更侧重于描绘表面现象而非探究深层本质，未必真的比不上传播道德风尚的教化意义，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一方面

借助负面新闻进行深刻批判，他们以此推动社会改善和修正，同时在社会层面发挥着调和阶层冲突、稳定社会秩序的缓冲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民众长期被大众媒介营造的负面信息包围，媒介素养较高，既了解现实社会的整体状况，也深刻认识媒介环境，拥有较强的抵御负面信息的能力，能够从容应对各类负面报道爱游戏app入口官网首页，区分真实世界与媒介呈现的世界，他们不仅适应了“狗咬人”式的西方新闻表达方式，而且主张报纸应当“真正服务于公众利益，而非为权势阶层服务。它将揭穿所有狡诈与无耻，批评所有社会不公与弊病，它将怀着真诚坦率的心意，为民众福祉而拼搏。正因如此，新闻媒体才拥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这种观念又反过来为“恣意妄为”的负面报道提供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和丰厚的生长条件。

2005年9月，“卡特里娜”飓风侵袭了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随后数家新闻媒体在第90届普利策奖角逐中，凭借对上一年横扫美国墨西哥湾沿海地区的“卡特里娜”飓风的深度报道，赢得了荣誉。普利策奖评审团在授奖词里提到，《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通过其关于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宏大且多维度的报道，让该报在一个被洪水淹没的城市里发挥了卓越的功用。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台风引发新奥尔良市堤防溃破，该报的办公地点和印刷车间遭水淹没，众多职员失去居所，只能被迫撤离城镇。这家报纸持续出版，凭借卓越的报道触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还赢得了“突发新闻奖”。《比洛克西太阳先驱报》获奖的评语是：“无畏且全面地追踪了卡特里娜飓风，为受灾民众搭建了关键的生存通道。”“突发新闻照片奖”的归属也与卡特里娜飓风事件相关。《达拉斯晨报》的摄影记者获奖了，因为他记录下了风暴肆虐时的混乱景象，也展现了人们承受的巨大苦难。除了卡特里娜飓风事件，其他不利的新闻报道，要么是极其细致地描绘了伊拉克美军牺牲者家属和战友在送别遗体下葬时的麻木神情，以及他们内心深处的极度悲伤，要么是严厉抨击了本国当局侵犯个人隐私，非法监听民众通讯，中央情报局在欧洲设立秘密拘押点，任意关押其他国家人员，以及说客与议员和商人勾结，进行贿赂和收受好处，搞权钱交易等丑恶行径，等等。

可以这样讲，美国媒体对于灾害事故、武装对抗、官方失德、经济领域不端行为这类负面信息的呈现方式，虽然会对社会造成不小的负面效应，容易让一些民众丧失反抗精神，滋生焦虑、恐慌甚至冷漠态度，不过它更常能促使人们加深对负面事件的理解，引导人们去思索生命在天地间的位置、人与自然如何互动、个人生存的价值、社会矛盾与失衡的起因等议题，有利于普通百姓和政府工作者在接收新闻资讯时，不知不觉中提升生命道德认知、生态保护观念、社会公平与责任认知、历史担当意识以及维护公共秩序、主持社会正义、关怀弱小群体、清除不良现象等核心社会价值理念，也为将来应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灾难时，怎样预防风险、躲避伤害、生存自救、实施援救、进行协作、追究责任，带来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和深度思考。这确实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在美国，尽管不利消息甚嚣尘上，然而社会安定和秩序却依然如故。

由此可见，在美国，铲除邪恶是新闻业的一项核心使命，尽管资本家主导的媒体将曝光负面消息作为招揽受众的策略，此类揭露和批评性报道却能有效遏制官员和企业家滥用权力谋取私利，对社会发展具有正面效应。言论和出版自由条款在宪法中得到保障，针对社会阴暗面的批判性报道以及以新闻自由为原则的报道实践，都在为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效力，新闻界与美国政府这两方力量，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那就是维护民主制度和当前的社会架构。

普利策新闻奖的负面报道实际上揭示了美国新闻报道的一些特点，这一点也让我们有所领悟：报道中正面内容与负面内容的多少，并不能作为评判新闻好坏的主要标准。无论正面报道多些还是负面报道多些，都不是区分新闻属性的根本所在。正面消息能够从积极方面提升人们的士气，激发大家的动力；负面消息则可以从反面角度揭露问题，警示民众。好消息宣传太多容易让人得意忘形思绪混乱，坏消息泛滥则可能使人垂头丧气意志消沉。好的消息能够带来正面作用也可能造成负面后果，坏的消息能够造成负面效应也可能带来正面效应。所以，核心问题在于新闻媒体在报道负面消息时，是否恪守事实，进行客观呈现，是单纯追求负面效应，甚至带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唯恐天下太平，还是为了实现正面目标，并且出于客观需要而选择报道负面内容？负面新闻信息作为新闻信息的组成部分，它的传递带给社会的并不仅仅是消极影响，如果能够恰当把握，反而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作用。处理不利舆论的关键不在于强行压制和阻隔，而在于妥善引导和化解；这不仅是立场上的调整，更涉及具体执行层面的举措变化。

新闻报导既需要每个细节都精确无误，又需要对社会整体状况有深入理解和呈现，也就是说，个体和表象的真实要遵循全局和本质的真实。“社会主义是一项宏伟而辉煌的伟业，尽管这一伟业有时会出现偏差和波折，但人民创造的历史总体上始终是积极向上的，正面效应总是占据主导位置。因此，记录时代发展中的英雄事迹和展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状况是新闻工作者的核心职责，而揭露和批评则是辅助性的。“对于党的宣传媒介而言，颂扬正面典型和鞭挞反面现象，侧重正面引导还是揭示阴暗面，需要明确主次关系，形成清晰判断。倘若我们曝光的报道过于频繁，呈现负面现象的叙述过于显著，读者不仅无法从中汲取力量，反而会陷入一种黯淡、沮丧的心境，这便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存在不足。这种处理负面信息的理念，与西方截然不同，它彰显了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所展现出的光明面貌，肯定了模范人物的贡献，激发了民众的斗志，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与提升。当前国内特殊环境下，将正面宣传确立为新闻工作的核心基调，既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具备现实操作需求。

在新闻报道的实际操作中，积极信息常被过分渲染，而消极内容要么在编辑阶段被拦截，要么在播出前被删减，要么被粉饰一新披上正面外衣，其后果不仅是媒体权威和信誉的逐步削弱，以及公众满意度的持续下滑，更严重的是，当人们接触媒体关于灾难事件的影像和文字报道时，只能获取抽象概念和政府应对措施，从经过美化的负面新闻中，人们几乎无法了解灾难受害者的真实生存状况，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灾害背后隐藏的失职、渎职等人为问题难以曝光，人们在充斥着胜利赞歌和英雄事迹的信息洪流中，逐渐丧失了反思造成巨大损失的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人类生存环境、生态保护、人与自然关系等关键问题的宝贵时机。

回顾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传统型纯粹揭露阴暗面负面特性的新闻报道

中国报纸上无法找到道，即便有关于灾难、争端和丑闻的报道，也总是在挖掘“有利方面”之后，以正面宣传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央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中广的《新闻纵横》，青报的《冰点》，这些节目关注的多是容易引发争议且社会反响热烈的负面事件。特别要指出的是《南方周末》的情况。这份周报1984年2月11日创刊，是中国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出版物。据了解，该刊物曾是大陆发行量最高的周报，峰值达130万份，被视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在80年代，其报道方式比传统报纸更显生动，因而迅速赢得读者青睐，进入90年代，报纸逐渐调整方向，将重心放在舆论监督、社会风气改善以及人文思想传播上。这些内容随后成为《南方周末》的核心报道，该报陆续发表了《牟其中个人经历与骗局》(1999年1月29日)、《张君案件反思》(2001年4月19日)、《远距离追踪希望工程虚假信件》(2001年11月29日)等一批揭露性、批评性负面文章，引发全国范围的高度关注。自1998年起，《南方周末》的每一期头版文章都颇具分量，内容多涉及社会层面，其中超过七成的报道着重揭示阴暗面，批判腐败现象。这种无畏的改革措施使其广受赞誉，读者群体庞大。八十年代以后的负面报道实践证明，媒体对于众多负面信息的传播，并没有像人们担忧的那样必然造成军队士气低落，社会团结削弱，经济活动停滞，反而对社会形成了“激发斗志、警示作用、稳定秩序和提升美感”的效果，排解了积压的情绪，增强了民众的向心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进步。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正的坚定维护者，始终致力于对执政阶层进行持续不断的监督，时刻充当着社会信息的灵敏传递者，同时也是民众自由意志的忠实表达者。如果将国家比作航行于广阔海洋的巨轮，那么新闻工作者就犹如船头的瞭望员，他们需要时刻关注无垠海面上的各种状况，仔细辨别可能出现的恶劣天气和危险暗礁，并迅速向船员发出警示。难以说清是偶然现象还是深刻洞见，促使社会良知形成普遍认同的原因在于，一个多世纪从前，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和无产阶级报刊思想核心奠基者马克思，以及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和实践最重要推动者普利策爱游戏最新官网登录入口，这两位持有迥异世界观、价值观念和政治立场的人物，却就新闻的社会功能定位和历史责任达成了惊人一致的观点，这不禁让我们对“新闻的本质是什么，新闻存在的意义何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所以，他主张，当前国内，无论从民众日常所需及心理适应力角度，抑或社会进步与安定状况层面，都应持续弘扬积极宣传，并适度放宽对负面消息的管控，借此让新闻传播更贴近事实、信息更完整，使所有民众获取更丰富的社会资讯，帮助他们更透彻地认知人类自身处境，从而增强公众对挑战的自觉、对风险的警醒，促使人们积极面对、努力克服、坚决战胜人类普遍遭遇的难题与危机，如此这般，方能充分彰显新闻传播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