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升：中国古代的书籍社交——从“书帕本”到“祭书”

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浙江大学文学院与古籍研究所联合主办了第六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张升教授在活动中进行了题为《谈谈中国古代的书籍社交》的专题报告，澎湃新闻在获得主讲人许可后，编辑并公布了报告中的部分精彩内容，供读者欣赏。

张升教授

与西方视商品性为书籍首要特质不同，中国传统文人更倾向于将书籍视为文化及身份的标志物，兼具阅读、珍藏、社交和谋取名望等多重功能。可以说，中国古代多数书籍并非为交易而刊印，而是为了促进人际交往而编纂。与此相呼应，古代书籍的流转过程中，非营利性传播占据重要地位，诸如借阅、手抄、赠送等行为十分普遍。非商业性流通之所以广泛，缘由相当复杂，士大夫间常有私人往来，互赠书籍、彼此传抄的情形十分常见，由于抄录书籍成本不高且操作便捷高效，加之书价历来昂贵，加之商业传播途径受阻，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现象。那么，怎样掌握非商业性流通的核心呢？依我看，重点在于“书籍社交”。

读书交流活动是以非营利性书籍交换为核心的社会互动，涵盖借用、赠送、手抄、互换、募集、品鉴、点评、校对、题字、作序等行为。需要留意的是，在这种活动中，书籍既是沟通的桥梁，也是交流的焦点；这类活动常常包含实体书籍的流转过程，书籍是实体载体与文字内容的统一体。读书互动并非完全局限于文本层面或知识层面的沟通，也不同于常规的阅读交流、学术探讨以及信件往来，这些活动通常不涉及实体书籍的交换，而读书互动则涉及实际物品的书籍传递、陈列等行为。社交活动涉及官方与民间两个层面，官方也会进行书籍交流活动，例如赏赐书籍、组织赠书活动、举办官方图书展示会等，不过我们目前探讨的书籍交流活动，仅限于非官方渠道、非商业性质的书籍传递行为。

以书为媒——作为社交媒介的书籍

书本是承载信息的实体工具。它既供人翻阅，也供人交流，本质上就是沟通的媒介，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内容上。然而，渐渐地，人们更视它为储存智慧的容器，或是珍藏的宝贝，再加上阅读越来越个人化，我们常常忘记它原本的互动功能。所以，我们强调书本的互动功能，与其说是介绍书本的新特点，不如说是还原它固有的本质。此外，经由口耳相传，经由抄录于竹简，经由刊行于梨枣，文献的社交功能始终有所展现。

以书为礼——作为礼物的书籍

书籍的发展历程表明，书籍为社交带来了新的途径和形式，例如读书小组、书籍分享会等。可以说，书籍深刻影响了社交方式，而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籍作为馈赠进入社交场合，对社交产生了重要影响。书籍易于传递，兼具珍藏和实用价值，具有独特性和识别度（赠送者往往赠送自己编写的书籍），因此它本身就具备礼物的特质。因此，古代中国文献交流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用书籍作为礼物。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赠送诗文作为礼物的习惯，先秦时代的作诗表达心意可以看作后世赠诗的开端。到了汉魏时期，互相赠送诗歌、互相唱和的风气逐渐流行，赠送诗歌的情况不断发生，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赠王粲》等作品。唐代文学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文人之间相互题赠作品十分常见，同时，一般读书人向官员或社会名流呈献诗文也成为一种风气。

送书的风俗同样源远流长。东汉年间，崔瑗在《与葛元甫书》中提到：“这次寄送书信，随信附上钱千作为礼金，同时赠送《许子》十卷。因贫穷无法备办礼物，只能用纸张代替。”南朝时期，刘勰为了推销自己，拦住沈约的车驾呈上《文心雕龙》，由此留下“车前献书”的典故。明清以来，随着书籍刊印尤其是私人刊刻的兴盛，赠书的风气变得非常流行。晚明时胡应麟评论道：“如今官场普遍以书籍作为礼物，只有上级人士喜欢接受。”这体现了官场的现状；晚明时期许自昌曾言：“老童、低秀之辈，胸无点墨、目不识丁者，皆不刻制文稿作为结交朋友宴饮的资本。”这则揭示了民间的实情。对于素未谋面之人，书籍便是最为有效的媒介。譬如，俞樾赠予祁隽藻一批自己编写的书籍，并援引“车前献书”的典故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古人中有一面未曾交往便背负书籍车前甘愿自荐者，并不以为耻。””至于平时交往，托人办事，以书为赠则更为普遍。

书籍是文人之间互赠的理想物品，因其属于高雅的赠礼，与书籍类似，历史上也常将手帕作为礼物，同样被视为高雅的物品。所以，明代文人经常同时赠送书籍和手帕，因此有“书帕”作为礼物的说法。由于是高雅的赠礼，对于接受的一方来说也容易接受。书籍和手帕都属于价值不高的雅致物品，因此明代嘉靖朝以前官场盛行赠送书帕的风气，并不会被人怀疑是行贿的行为。另外，书籍作为文明载体，特别有助于缔结双方持久的情谊。柯律格指出，需要分辨（赠予中）哪些是短暂的互赠，而哪些是双方都认可的持续互动。因为书籍所蕴含的意义比单首诗歌更为深厚，并且能够长久留存，所以馈赠书籍绝非短暂的往来，而是象征着长久合作的潜力和愿望。

滥入“交籍”——书籍是社交的产物

所谓“交往记录”，就是士大夫们记载往来的名册，此处借用来指代书籍是对人际往来的记录，也是人际往来的成果。先前说过，以书籍作为媒介、以书籍作为礼物的情况，通常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书中的诗文大多是应酬性质的，有些书籍完全是人际交往的载体，它们展现了作者参与社交活动的情形。所以爱游戏最新官网登录入口，从众多书籍的编写和刊印情况分析，不论主要部分还是辅助文字，都透露出明显的社交特征。假如说书籍形成了社交，反过来，社交也影响了书籍。古时候的书籍多数是诗歌总集，而诗歌通常用于相互唱和、相互赠答，它们是人们社交行为的典型体现。具体而言，诗歌大多是为了应和他人、赠送礼物而作，而文章也多是“有意图地写”，这个意图就是为了社交应酬。所谓交际，就是回应他人的请求，并且通常伴随着回报，这种应和体现在序言、引言、碑文、传记等写作形式中，因此，这些文体在文集里占比通常很大，而且越是声望显赫的人物，这类文章的数量就越是丰富，书籍尤其是诗集本身具有社交功能，古代用来交流（以书籍作为礼物）的书籍也主要是诗集。另外，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人际交往圈。诗歌是沟通情感的重要途径，能够很清晰地呈现作者的社会联系，所以我们能够借助这些诗篇来认识作者的朋友圈，以及和某些人是亲近还是疏远的关系。书中收录的篇章，选择哪些，以及写作的方式，等等，也都反映了作者的社交特点。那些收录在书里的唱和篇章、故交记录、怀人笔记、往来函件、各类汇编（特别是收录现世名人的）等，其实都是社交性质的作品，集中体现了编选者的交往圈子以及相关活动。

同样地，书籍的辅助文字——比如序言、评论、校正、补遗、书名、插图等，也带有显著的社交特征，尤其是前四种特别能反映社交特征。序言（涵盖赠言、题词等）是出版方社交行为的显著体现。孟艳芳在《人情、学术和共享：图书的社交功能、实践及启示》一书中谈到，除了把书籍当作赠品，撰写书籍的序言和评论也能揭示出作者和评论者之间的社交圈子。元代在选拔政治人才时，书序可以起到推荐的作用。所以，当时向已经声名显赫的学者请求撰写书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为这样有可能提升被推荐人的声望和影响力。序言是中国古代传递相同观念和汇聚公众看法的一种重要方式。书序提供了一个更宽广和共享的平台，让由书籍引发的思想能在公共领域中受到探讨和认可。为此，涉及书籍的书序和评论，常被读书人或文人用来提升声望、拓展社交圈子，是一种典型的沟通途径。应当说明的是，这些作为附属文本的书序，多数情况下会被编入序文作者个人的著作集中，从而转化为主要文本，这构成了作者通过书籍进行社交活动的典型方式。以王晫的《行役日记》为例可以说明评点的情况，日记正文中不时夹杂着某些人的评论，这些评论者都是王晫在此行中会面并且互赠书籍的人。很明显，这部日记最初是以抄本形式寄往各家，以便征求评论，之后再把这些评论和日记正文一起刊刻出来。评论家们在个人笔记里都记下了得体恰当的内容，这也是评论家们乐意看到的现象，因此评论内容自然也多是赞美、称颂之言。我们甚至可以猜测爱游戏登录入口网页版平台，在这个文本流传的过程中，评论家们不单单是进行评论，或许还可能对原作提出修改或增补的建议。关于审校这件事，从张潮编选的书籍里“编者”的身份来看，这个“编者”既涵盖收录文章的创作者，也包含众多评论文字的撰写者以及书籍的审校者。偶尔这些审校者并未实际参与校对工作，不过是张潮借用他们的名义罢了。比如《昭代丛书乙集》问世之后，张潮给身在京城赵吉士寄赠书籍时写道：“随信附上我粗略挑选的《昭代丛书乙集》一部，其中第十三卷，借用‘借光台’的署名担任审校，想必不会责备我擅自署名吧。”张潮显然没有提前通知赵氏会参与校对工作。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商业出版商常用的手段，他们通过邀请圈内知名人士来扩大自己出版物的知名度。附录作为副文本的一部分，有时会收录其他人的作品，包括朋友、学生、同事等人的应和诗歌以及往来的信件。这些附录是社会交往的产物，也是作者社交活动真实而直接的体现。

专门的社交书籍

明朝与清朝期间，书籍的社交功能达到了顶峰，不仅有种类繁多的互动形式，还出现了各种具有社交性质的出版物，比如作为赠礼的书籍，诸如书帕本这类；同时还有应和诗集、往来信件汇编，以及经由社交圈征集诗文并刊印的书籍。不仅如此，还有各类社交聚会，如文社、诗集，将诗作文章汇编成册，或是将社交活动本身的情况记录下来，例如社集的文稿。

这里要详细说说明清时期有代表性的社交类书籍——书帕本。叶德辉在《书林清话》第七卷《明时书帕本之误》中提到：明代官员出外执行公务，返回京城后必定刻制书籍，每本书配一条手帕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爱游戏ayx官网登录入口，这种书籍和手帕的组合就被称为书帕本。馈赠书籍是官员间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恰如周绍明所言：对于官员群体而言，书籍常被当作礼物，发挥着促进社会互动的作用，进而助其构建有利的社交网络。然而，先前观点中提及此类书籍仅限于入朝觐见或外派出差的官员，这种看法并不确切。确实，明代民间读书人与官员之间也经常互赠书籍和手帕这类物品，例如《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六回提到：“蔡状元那天准备了一匹丝帕、一套书籍、一双绣鞋。安进士也是书籍和手帕两样礼物、四包茶叶、四把杭州扇子。他们各自穿着官服乌纱帽，先送上名帖。西门庆穿戴整齐在厅堂迎接，双方行礼后互相致意。送完礼物，便开始安排座位。”第四十九回又记载：“两位官员互相作揖进入厅堂，与西门庆行礼寒暄。”蔡御史让仆人准备拜见时的礼物：有两条湖绸，一本诗文集，四包嫩芽茶，一块端溪砚台。

书籍社交活动

读书交流活动涵盖了借取抄录、馈赠物品、互换书籍、募集典籍、品评鉴赏、标注意见、核对勘误、题写赞辞、撰写序言等环节。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容易被忽略的“祭拜书籍”习俗。祭拜书籍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期举行仪式，通常在除夕进行，目的是敬奉掌管书籍的神灵；另一类则是针对珍贵文献的特殊祭拜活动。第二种祭书在明清及民国期间多转变为文人雅士聚集欣赏书籍的场合。这类祭书不固定在除夕举行，而是依据祭拜对象的特定日子来安排，比如在苏东坡诞辰时祭拜他的著作，在孔子诞辰时祭拜儒家典籍等。参拜者会将自己珍爱的书籍摆放出来，同时摆上鲜花美酒作为祭品，点燃香烛行礼。主祭者经常邀请书友共同参与，而书友偶尔也会带来自己珍藏的书籍，有时还附带水果、菜肴、茶水和酒类等物品，这被称为辅助祭祀或增添乐趣。大家一同欣赏、沟通，饮酒作诗。甚至有人会将这类活动描绘下来，再请人在书籍或画作上题写文字作为留念，诸如此类。这其实是一种通过书籍结交朋友的方式，是收藏家或书友之间的社交场合。这种社交活动的核心就是那些宝贵的书籍。读书同好的聚会所重视的祭书，就是这种以祭书为名的文雅聚会，也可以称作祭书聚会，例如翁方纲举办的祭书、黄丕烈组织的祭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