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词是怎么形成的？汉高祖刘邦创造并传播了它！
国家，政治学领域里的国家，区域地理学范畴里的国家，通常被这样界定：它是由人民、文化、语言和地理等因素所划分出来的特定地域。
一个国家的概念，可以从地域范围、政权组织、族群构成等角度来理解爱游戏最新官网登录入口，并且会随着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变化。不过，这些方面现在都不予探讨。我们着重探究的是，中文里“国家”这个词汇，究竟是怎么被发明的。
国，最早是指城，是文明的象征
人类社会发展到文明阶段，形成了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式。文明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要建立城市聚落，其次，人口规模需达到五千人以上；再次，要具备文字系统，因为文字缺失，思想文化无法积累和传播。此外，文明还体现在拥有复杂的礼仪性建筑。这一观点，经由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1968年出版的《最初的文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一书，向大众普及开来，使考古学知识逐渐深入人心。
汉语里的国，源自于城。文明的栖息地，在初期阶段，必须借助壁垒来构建安稳，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力量防范潜在的威胁。在巍峨的围城里，当人力愈发充裕、技艺日益精进，城里的住户才逐步向外拓展，进而又建立起新的堡垒——一座城及其邻近地带构成了国家的初级形态——城邦。岁月流逝，一些城邦逐渐合并，形成了更为庞大的政治实体，即由多个城邦构成的联合体。这种情况，类似于西周初期分封的各个小国；而另一种情况，则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通过吞并产生的众多邦国。
甲骨文最初形态或为——左囗（意为“围”）、右戈。囗象征城墙，戈代表守卫。随着国土范围扩大，城外需要增设国家屏障，因此又增设一道外围城墙，由此形成了“國”字。
周公的发明，以“国”象征地盘
“国”这个字用来指代领地，可以看作是西周时候人们的创造。但是，那个时期的“国”和今天所说的国家并不一样。当时的“国”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因此，“中国”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位于中央的区域”：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说的不是国家，而是处于中心地带的地域。“中国”这个名称的形成，是源于黄土高原这种安土重迁的地理环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农耕文明所持有的观念。
最先安顿下来的人，会最先开始建设城市。最先安顿下来的人，会最先步入文化发展阶段。最先安顿下来的人，会最先掌握描述世界的表达方式。那个“国”字爱游戏app入口官网首页，就是最早安顿下来的人创造出来的。
中原地区的文明发展到较高程度后，便自称“中国”，而将周边的东、西、南、北各处称为夷、戎、狄、蛮。这个“中国”并非基于血缘，也不是民族或人种的界定：只要占据了这片土地，无论来自哪里，都可以成为这里的居民。例如夏朝统治时，商朝及周朝的部落民族也被视为四方的蛮夷。商朝掌权期间，周朝及其部落民族同样被看作是边远地区的蛮夷。然而，夏族以治水见长爱游戏登录入口网页版平台，商族以商贸和炼铁为业，这两类行业都不易迁移，先后离开了中原地区，而周族则不同。周族是一个精通农业的族群，因此，农耕文明的建立和奠定是由他们来实现的。
周朝平定天下（武王伐纣）之后，统治并未完全稳固。那时周公这位杰出人物登场，他是周文王的儿子，也是周武王的弟弟，孔子极为推崇的“周礼”体系由他奠定，人们常说的能解梦的智者，以及新婚之夜遵循的“周公之礼”，指的都是他。
他确实是“国”的开创者，这个“国”源于封建体系——没错，这才是封建的真正含义，即分封建立国家。那个年代距离现在大约有三千年，周朝原本是个小邦，趁着商朝动荡不安之际，冒险一试，结果一战告捷，然而他们的人口和精力都显不足，但面对到手的变革果实又不甘心舍弃。怎么办呢？
分封制度，即封建体系，是将天下领土划分成多个部分，分别赐予自己的亲属、有功之臣，以及前朝愿意归附的子孙后代。对于边远地区的非亲属之人，只要他们承认周朝天子为天下共主，那么他们管理的区域就可以称为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不仅获得封号，还被授予爵位。周天子通过这种方式，成功构建了当时的疆域版图。
然而，国度终究是狭小的区域，再行拓展，便称作邦国了
国和家：都代表地盘，但跟今天的国家没有关系
这些圆圈标记着各个封地，那是周天子分封给诸侯的领地；诸侯们居住的区域称为国；卿大夫是诸侯的下属，他们管辖的范围叫做家。需要留意的是，国和家是不同的概念，不会混用；国通常指诸侯的领地，有时也特指他们的都城。
这些诸侯国原本是围绕一座城池及其周边形成的聚落，后来它们奋发图强，通过自身努力扩张，强大的国家吞并了邻近区域，从而转变为大国，例如齐国、晋国、楚国，而实力孱弱的诸侯则被吞并，实力中等偏上的也难以吞并他国，但尚能暂时存活，比如鲁国、卫国、宋国。但不论这些领地大小如何变动，名义上它们都属于“天子”的管辖范围。这就是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刚分地盘的时候，天下是这样的：
后来有了弱肉强食就变成了这样：
羽翼丰满之际，各路诸侯便将各自疆域建为独立国度，但仍旧奉行“尊奉王室，抵御外侮”，且将中原的周天子视作正统，依此标准，势力雄厚的诸侯方可号称为“霸主”，而不敢僭越称帝。
周公确实富有才智，尽管后来出现了礼制瓦解、音乐失序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旧以极小的代价，借助一套能够建立严密秩序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将天下打造成“共主”的疆域，不仅增强了本家族的实力，也推动了天下的开拓和文明发展。然而这个周朝，根本不是后世所指的国家，它实际上是由许多“诸侯联合构成的共主体”。
不说细的，单说“国”，此“国”非周朝，而是周朝分封的众多封地。那么，这个由周朝组成的联盟叫什么？称为“邦”。至于后来那些僭越规矩的大诸侯，像齐、秦、楚，也都称作“邦”。
邦这个字的早期形式由丰和田组成，后来演变成丰和邑，最初含义是指依靠农业发展实现自给自足的城镇，这充分反映了农耕文化对汉字形成的影响，后来引申为依靠自然资源获取生存条件，例如依靠山区资源，或者依靠海洋资源。也有以商业交流为主的城镇，比如鄮这个字，后来引申为依靠地理优势发展经济，鄮县特指浙江宁波一带地区。
中华文明以耕作为主要形态，其主导地位自然也体现在话语权上；倘若我们身处一个商业文化占主导的区域，那么城市或许会称作“城鄮”，而国家则可能称为“鄮国”。
周朝灭掉了商朝，这个奠定了我们文明基础的周朝，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它的族群起源时间不比夏商两朝差，只是后来成为了“中原核心”——的角色。《诗经·大雅·文王》中记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却肩负着革新的重任，这种观点是周人自己创造的“天命论”，却产生了显著作用，在“正统观念”的基础上，周公推行的“分封诸侯”和宗法制度，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周朝，在取代商朝之前，人们这样称呼它。等到周朝成为天下共主，它的地位就提升了。那个时候，人们用“邦”来称呼它分封的诸侯。起初，“邦”、“国”、“域”这三个词，在泛指的时候经常混用。不过，“邦”和“国”是有区别的。论语里提到：“在邦域之中。”这里说的“邦域”，指的就是鲁国。《诗经·鲁颂》中写道：“泰山巍峨，鲁邦景仰。”要留意，此处所指为“鲁邦”，而非一般语境中的“鲁国”——“国”是针对小型诸侯的称谓，“邦”则用于大型诸侯。鲁国的邻邦齐，同样属于“邦”的范畴——他们都是周天子治下的“邦”，那个时期的周王朝已演变为“联邦”。
齐国的铸币上，镌刻着“齐建邦法化”字样，这表明是为了庆祝齐国建国而铸造的货币。其中，“化”字代表货币的价值。
国家是较小的诸侯国，邦是较大的诸侯国。国家，有时候地域更狭小，常指大邦的都邑。《周礼·天官·大宰》的注释中说明：
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
也就是说：邦，大国。国，小国或大国的都城。
国家一词，在先秦时期亦曾出现，然其意非今日所指，彼时实指两分概念——即国与家，通常分别意指诸侯与卿大夫的领地。士大夫治理自身领地，称之为齐家；诸侯治理其疆域，称之为治国；诸侯与士大夫协同辅佐天子，共解难题，则称之谓“平天下”。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其本真含义。
西汉刘向的《说苑》中有言：若有能安定国家之事，当力行之。《明史》亦载：国家正需公之辅佐。此处的“国家”，与先秦时的“天下”概念相近，是先秦之后对“天下”的另一种表述。
刘邦的发明：以“国家”代“邦家”
一个小国象征诸侯，一个家族代表士大夫，为何最终成为天下的代名词呢？我们考察先秦文献的记载。春秋战国期间，众多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号令，天下百姓只认得“大国”——邦的存在，而不再知晓天子的身份。
《诗经》这部春秋时代汇编的诗歌总集，收录了周朝及其他各族的歌谣。其中《小雅·南山有台》写道：喜悦那些君子，他们是国家的根本。不过汉代学者郑玄对这句诗做过注释：君主得到贤能之人，安排他们担任官职，还要用礼乐来表示尊敬，这样他们就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那个“国度”是用来阐释这个“邦国”的，为何“邦国”会转变为“国度”呢？关键在于某个人——刘邦。
古代注重“避讳”，其起源难以考证，不过春秋至秦汉期间已经十分普遍了。所谓避讳，就是普通民众在取名、作文、行事时，必须避开帝王、长辈及德行高尚者的名字。简而言之：晚辈不能与长辈名字相重，小人物不能与大人物名字相冲——在世期间必须遵守，离世之后则视情况而定。例如，孔子的名字是丘，从此姓丘的后代，必须改用“邱”作为姓氏。譬如丘处机道长，曾经更改姓名，姓为邱，到了晚年，由于他品德高尚声名远扬，便恢复了本来的丘姓。
例如司马迁，其父名为司马谈，在其所著《史记》中，对于“谈”字并未直接使用，而是采用了“议”、“言”等词语进行表述。
例如唐朝的开国君主李渊，由于他的称谓，原本名为“龙渊”的县，后来被更名为“龙泉”。
譬如杜甫，其父名中带有闲字，因此他的诗作里，从未出现过一个闲字。
当“邦家”一词的使用日益广泛之际，一位名为“刘邦”的君主登上了历史舞台，他正是强汉帝国的奠基人。这位刘氏皇帝继位之后，凡是用到“邦”字的地方，都必须加以回避。因此，“国”字所涵盖的含义得到了扩展——原本的“邦家”一词，逐渐演变成了“国家”。原先仅指代小范围区域的“国”，其象征意义被大大提升了！
汉代之后，仍有人一度推崇古制，例如《新唐书.高宗纪》提及“祸乱遍及四海，给国家带来灾难”，其中国家意指天下。明代邵璨在《香囊记·点将》中写道“是朝廷的中坚力量，作为国家的得力助手”，这里的国家指官府。孙中山的《同盟会宣言》谈到“国家正经历重重困境，饱受艰辛”，此处的国家已接近现代的国家民族概念。
或许有人认为“国”字比“家”字更顺口些，又或许大家觉得“刘”氏虽然已传承多代，但毕竟为汉文化及汉民族命名奠定了基础，那就让这种避讳持续下去吧。
再谈谈“战国”这个称谓，其实更可能是“战邦”。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互相吞并，小国基本消失，幸存下来的也都是大国，称为“邦”。我们现在习惯说“战国”，提及齐国、秦国、楚国，但当时人们不会这样称呼。正如之前提到的，齐国货币上的文字是“建邦”。若依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描述，应当是秦邦、齐邦、楚邦。
然而，当时也有人把战国七雄称作“战国”，这个称呼并非指某个历史阶段，而是指那些热衷于征伐的诸侯国。例如《战国策》里苏代提到：“天下共有七个热衷战争的国家，而燕国相对较弱。”到了西汉末年，刘向编撰《战国策》时，首次将“战国”定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名称。
当前时期，距离刘邦不远。所谓战国，源自《战国策》，此书完成于汉代，此处所谓“战国”，极有可能是为避讳而生。倘若非刘邦，或许便是“战邦”之世了。
刘邦的伴侣吕雉，性格颇为高傲，她本名含雉字，因此提及其他雉类时，只能称作野鸡。
当然，部分邦的用法得以延续至今，例如友邦、联邦、邦交，这些语境中的邦，基本上等同于现今普遍所说的“国”。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绝大多数时期，于中文词汇中意指的始终是城墙之内或特定地域的疆域范围。我们当前通用的简体“国”字，也并非是近代才被创造出来的。
（明代瓷器底部的“国”款）
（明代瓷器底部的“国”款）
（民国时期的瓷器款“中国”）
民国的发明：“国家”代指现代“中国”
日本这个国家深受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熏陶，其境内有一个地理范围被称为“中国”，注意这里用的是“国”字而非“國”，这个地理范围显然并非指代一个完整的国家，而且日本将“中国”这一概念用于固定区域的做法，时间上比我们更早一些清朝之后覆灭，民国开始以“中国”作为对外简称，日本人容易将这个“中国”与本土的“中国”相混淆，因此他们用山阴山阳来区分国内的中国地区，这个地区旧时包含山阳道和山阴道两个行政区域，同时他们用“支那”来称呼中国，起初这个词汇并没有贬义。
部分喜爱传统文化的人，至今仍频繁运用邦字进行创作。李大钊在《青春》中写道：春天阳光普照，东风融化冰冻，从遥远海岛，回望故乡……此处故乡，实际是指祖国。清代吴廷华于《沈孝子行》中记述：我的朋友因丧子几近失明，国人请求旌表以留孝名。这里国人，无疑是指同胞。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东方，我们文献中首次出现政治含义的“国家”这一表述，晚清阶段，与外国交往时称作“中华帝国”（the Emperor of China），例如《南京条约》的签署者身份，而在国内或通常语境下则称为“大清帝国”或“大清国”。
民国期间，国内与国际紧密相连，刘邦所建立的“国度”，便逐渐转变为当代语境下对自身国家的指代。
然而，不管怎样，“国”替代“邦”已经成为惯例很久了，人们叫习惯了，就接着用下去。后来人们创造汉字、组合词语、作诗、造句、写文章，都已经适应了“国”。
假如现在继续用邦来指代国家，那么西方国家都会这样称呼：美国邦、英国邦、德国邦、法国邦等等；当年慈禧太后或许应该这样自称：我大清邦如何如何，这样大清听起来像是帮派组织；而公子羽工作的织，名称是“中邦邦家地理”，若去那里参观文物，则需前往“中邦邦家博物馆”……
刘邦同志，起初虽然是因为防止“邦”字变作“国”字，实际上也算是一种巧合，也相当贴切。“國”字四方四正，很适合这片土地的特质和个性。从秦汉时期起，早熟的中华文明，很快便建立了统一制度，并为我国现代国家的形态打下了基础。人家姓刘的，作为汉帝国的奠基者，更改一个字，也正符合他的地位。
这个“邦”换成“国”，其实改动挺恰当的！是刘邦——他开创了“国家”。要是没有刘邦，我们今天过的可能是“邦庆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