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绪涟漪”到“舆论风暴”：社会情绪周期视角下网络空间舆论引导的结构性困境与机制创新

王智丽，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该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6期

导 读：

从“社会情绪”理论的角度出发，结合传播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发酵期”、“唤醒期”和“爆发期”三个阶段的舆论节奏模型，即“社会情绪周期”模型。这一模型能够阐释网络舆论中情绪的演变规律，并揭示主流话语治理面临的难题。

一、引言

在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技术的革新重塑了舆论的形成机制。网络世界因其开放性和即时性，已经成为公共舆论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关键领域。在这些特定的话题和情境中，网民们展开交流互动，而情绪则是网络话题事件产生的核心动力。当人们在社交平台上遇到带有情感色彩的信息时，他们可能会产生共鸣、情绪增强或意见分歧等反应，这些情绪信息的传播速度远快于理性讨论。个体情绪在群体中产生共鸣，形成所谓的“涟漪效应”，在算法的推动下，这种情绪波动可能演变成“舆论风暴”。这种情绪化的动态不仅改变了舆情发展的规律，还对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构成了重大挑战。

已有研究观察到在突发事件的舆情发展过程中，社会情绪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化规律，并指出情绪在信息传播环节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如此，目前针对舆论的治理模式在处理以情绪为主导的舆情演变时，普遍面临话语共鸣不足、传播手段滞后、社会共识破裂等诸多挑战，导致难以有效地进行舆论引导。因此爱游戏app官方入口最新版本，当前传播学界和公共治理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依据社会情绪周期的变化规律，重新构建网络空间内的舆论引导体系。

二、社会情绪驱动下的舆论演化机制

（一）从心理到舆论：社会情绪的生成逻辑与媒介赋能

情绪与情感代表了个体对于外界事物态度的主观感受及其伴随的行为表现，这种感受在特定场景下往往表现为一种短暂且强烈的即时情感波动。所谓“社会情绪”，则是一种群体性的情感状态，其理论根基可以追溯到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的早期交叉研究领域。

在心理学界，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通过民族心理学的探究，首次对群体情绪现象进行了探讨。他提出，诸如语言、神话和仪式等文化产物背后，存在着群体共同的情感基础，这可以被视为对早期社会情绪概念的探索。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从“群体心理”这一视角出发，着重指出群体情绪所具备的感染力和暗示力。在群体中，个体往往容易发生认知上的退化以及情绪上的趋同，进而陷入一种与个体理性相异的“情绪共同体”状态。这一理论为后续研究个体与群体间情绪互动机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莉莎·费德曼·巴瑞特提出的“情绪建构理论”表明，情绪并非简单的生理本能反应，而是大脑对生理状况、文化观念以及情境内涵进行综合构建的产物。这一理论暗示，社会情绪的形成深受具体情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具有情境相关性及文化适应性。因此，面对同一事件，不同群体可能因为各自不同的背景和认知模式，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情绪反应。

在社会学领域进入成熟阶段后，社会情绪这一概念开始被系统性地阐述。乔治·赫伯特·米德所提出的符号互动理论指出，个体自我和情绪体验都源自于社会互动中的意义构建过程。情绪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反应，它还是社会符号系统的一种产物。埃米尔·涂尔干提出的“集体意识”理论着重指出爱游戏登录入口网页版平台，社会成员共有的信仰、价值观和情感构成了群体情绪的核心，特别是在仪式场合，这种情绪往往容易达到高潮，进而加强社会的整合和规范行为的力量。然而，情绪的极端化常常伴随着集体意识的破裂，这会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下降。

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情感在接收者的社会经验与文化背景的调节下发挥作用，从而塑造了信息接收者的立场与观点。这种情感因素对用户的传播活动产生显著影响，并进一步作用于舆论的塑造。兹兹·帕帕克瑞斯提出了“情绪性公众”这一理论，强调在数字媒介的背景下，公众的情绪能够通过社交媒体迅速被激发、汇集并展现出来。在这种环境中，情绪不再是一个次要的变量，而是成为了塑造公共议题的关键动力。曼纽尔·卡斯特进一步阐述，情绪结构在现代传播中扮演着传播权力的核心角色，媒介权力不仅能够塑造人们的认知结构，还通过操纵情绪化的言辞来影响社会的动员以及制度的认同。在舆论事件中，“恐惧”、“悲情”以及“愤怒”往往是激发群体行动的主要情感因素。

除此之外，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对公众情绪表达的多样性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经济负担、文化资源的差异以及社会流动性的不同，不同社会阶层在面对相同公共事件时，所展现出的情绪类型和强度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所谓的“情绪分层”现象，实际上反映了现实社会矛盾在网络世界中的映射。在社会阶层构成的网络群体里，当遇到网络舆论焦点话题，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因持有各异的价值观念，往往在看法和立场方面产生分歧，进而对网络舆论中共识的形成造成干扰。

综上所述，社会情绪需在特定社会结构及文化背景中加以定义，这指的是群体成员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共同孕育出的，一种极具传染性、传播能力和政治表达力的集体情绪形态。这种情绪状态与个体情绪的私密性和内在性有所不同，它更突显出在群体动员、公共信息传播以及意识形态塑造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在网络空间中，社会情绪借助社交互动和算法运作，持续地循环并加剧放大，这一现象已成为左右舆论走向、政策落实以及社会安定的核心因素。

（二）从情绪理论到舆论节奏：社会情绪周期模型的跨学科生成

心理学界中，诸多权威理论为社会情绪周期构建起了理论基础。比如，情绪传染理论指出，情绪能够通过言语、面部表情及行为在人们之间迅速扩散，这种传播方式在社会性恐慌、愤怒等情绪爆发中尤为突出。社会学习理论强调，个体能够通过观察他人情绪的外在表现来形成自己的情绪反应模式，尤其在社交媒体这一特定的社交平台中，这种基于模仿的情绪反应现象尤为常见，并成为推动社会情绪汇聚的关键因素。尼科·弗里达提出了情绪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理论，他认为情绪是社会环境刺激引发的一种具有功能性的回应。这一理论恰好与突发事件中情绪经历的“被唤醒、增强、扩散”过程相吻合。此外，约瑟夫·福加斯提出的情感注入模型指出，情绪不仅作用于个体对信息的处理和评估过程，而且它本身也是认知和传播行为轨迹的塑造者。情绪的存在，不仅仅是作为反应的产物，更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如何认知世界和传递信息。

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社交情绪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剖析。议程设置理论揭示了媒体在报道事件时对焦点、报道频次以及叙述方式的选择，对公众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和情绪激发程度产生着显著的作用。“沉默的螺旋”理论则表明，在舆论场上占据优势的情绪趋势可能引发不同意见的沉默，进而导致情绪立场更加极端和僵化。

社会学理论深入剖析了社会结构与群体认同在社会情绪周期中的影响。群体动力学理论指出，个体的情绪往往受到群体氛围的制约，并在特定社会事件中倾向于形成一致的情感表达。社会认同理论则阐释了群体内部情绪的强化以及对他者的排斥机制，这恰恰是“情绪涟漪”转化为“舆论风暴”的核心心理动因。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威廉·布雷迪等人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针对56万条推特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道德情绪语言”（例如愤怒、耻辱、正义等）显著提高了内容的转发次数，其传播效果明显超过了纯粹理性的表达方式。研究指出，道德情感信息在相同背景的社群中传播尤为频繁，从而加剧了“回音室”现象和群体极端化的倾向。这一现象证实了情绪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积聚—临界点引爆”特点，公众的情绪表达不仅影响着信息的传播速度，还关系到社群边界的形成以及社会认同的重新界定。在舆论引导环节中，若对情绪内容的构成要素不予重视，便可能使引导策略在内容、路径和认同这三个关键维度上均遇到阻碍。

在理论模型的视角下，史蒂文·芬克以及库姆斯所提出的“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将危机传播的过程细分为“潜伏期、爆发期以及恢复期”三个不同的阶段，为社会情绪周期的阶段性划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逻辑框架。然而，目前的研究普遍聚焦于情绪传播的驱动力或对突发事件的应对策略，但尚未构建出一个全面阐述“情绪变化—话语构建—社会共识”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综合性理论框架。本文整合了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出了社会情绪周期的发展脉络。基于此，构建了“社会情绪周期”这一理论框架，并将舆论的发展过程细分为“舆论萌芽阶段—舆论觉醒阶段—舆论高潮阶段”三个不同的阶段。

在舆论逐渐升温的阶段，事件的相关信息散乱呈现，公众的关注度不高，情绪处于一种潜在的累积状态；而在舆论被唤醒的阶段，伴随着关键性刺激（例如媒体的曝光、短视频的传播）的出现，媒体和社交平台纷纷进行集中报道，推动话题进一步发酵，公众的情绪迅速被激发并迅速扩散至整个网络，出现了焦虑、愤怒、恐慌等负面情绪的集中爆发。若未能在这一阶段获得恰当的引导，便可能步入舆论的激化阶段，情绪的极端化将导致舆论领域的分裂，主流的叙事空间遭受极大的压缩，而社会的信任体系亦将遭受重创。

情绪周期特性的出现不仅颠覆了突发公共事件的演变规律，而且对传统的舆论引导策略提出了全新的适应需求。这一模型不仅能够应用于重大灾害、公共卫生等紧急事件的分析，还适用于探讨城市治理、文化纠纷、环境争议等长期变化事件中的舆论情绪演变轨迹，为构建“精确引导、灵活应对、系统修复”的舆论治理新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石。

三、社会情绪视角下网络空间舆论引导的结构性困境

（一）话语生产维度：主流话语的情绪关怀缺失

数字媒介技术的更新换代改变了网络言论的格局，以往依赖理性逻辑和官方叙述的话语生成方式，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传播的社会情绪时，显现出明显的适应力不足。在网络情绪周期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舆论引导所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主流话语生产对于社会情绪反应迟缓以及缺乏共情能力。长期以来，主流话语习惯采用以“理性灌输”为特征的治理方式，其根本目的是传播权威信息、统一公众认知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然而，这种逻辑在处理以情绪为主导的网络舆论时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公众突然出现焦虑、愤怒、恐慌等情绪时，运用“冷逻辑”来应对“热情绪”往往会导致话语权的失衡，使得官方信息显得缺乏情感共鸣和心理抚慰。

主流话语常常采用行政化的表述方式，这种表达缺少温情，使得它在舆论初期难以与公众形成情感上的共鸣。再者，主流话语在处理情绪反应时，缺乏灵活的策略，对于情绪化内容的产生与传播，既缺乏敏感性也缺乏预见性。此外，一些主流媒体在制作内容时，对情绪引导策略的理解存在偏差，常常误入“去情绪化”和“过度情绪控制”的治理陷阱。在遭遇紧急安全状况时，部分新闻报道倾向于遵循“官方通报”的范式，却忽略了在第一时间展现“以人为本”的视角和引发“情感共鸣”的必要性，结果导致失去了舆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情况还使得在后续阶段，政府机构与媒体在努力澄清事故真相和缓解公众恐慌情绪的过程中，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信息处理成本，以实现情绪的逆转和信任的重建。

由此可见，在内容结构上，主流话语常常呈现出一种“高调低情”的表达倾向，这表现在对叙事高度和正向价值的强调上，却往往忽视了在具体情境中普通人的叙述和感受表达，导致作品缺乏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沉浸感和代入感。相较之下，网络原生内容，诸如短视频、弹幕、图文故事等，更善于以“第一人称”和“亲历视角”来描述事件的细节。这类充满情感的信息不仅传播力更强，而且能够迅速营造群体共情的氛围，使得观众更容易产生情绪共鸣，并由此形成“微型共情共同体”。

主流话语体系在应对社会情绪周期变化带来的网络舆情时，往往表现出情绪感知的滞后、回应机制的僵化以及语言风格的单一，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其在突发事件中引导情绪波动的能力。为了实现舆论引导机制的现代化转变，迫切需要在话语生产的逻辑中融入情绪响应机制，从而从以“理性输出”为核心，转变为同时融合“情绪接纳”、“情感沟通”以及“价值引领”的多元化表达模式。

（二）传播机制维度：情绪操控与有效引导不足

社会结构的层级化、扁平化以及网络化趋势使得人类命运的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在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共同体与圈层化共存的现实背景下，网络社会系统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社交媒体平台依托算法优化的信息推送机制，自然倾向于推送那些能引发用户强烈情绪反应的内容，进而使得负面情绪和极端意见得到了更多的曝光。传统的舆论引导体系依赖于直线式的传播和分级的发布形式，对于这种情绪被放大的机制，它并未能实施有效的控制。由于传播渠道的断裂，主流的声音在情绪高涨的时刻往往被置于边缘，甚至完全被压制，这在客观上加剧了情绪失控的可能性，这也是舆情引导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

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传播方式极大地影响了舆论的发展轨迹。尽管主流的传播方式依然主要遵循“中心到边缘”的发布模式，即信息首先由官方媒体或权威机构发布，然后逐级传递，但这一传统模式在遭遇社交平台的“算法可见性结构”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社交媒体平台主导的网络空间里，信息传播的底层逻辑已经从传统的“传播者—接受者”线性模式，转变为以算法驱动、情绪导向和社群互动为特征的复杂网络形态。在这种网络结构中，信息的可见度不再仅仅取决于内容的权威性，而是更多地受到其情绪强度和传播效果的影响。该平台依托于对用户情绪倾向的识别，优先向用户展示具有争议性的信息，导致那些倡导平衡、平和乃至以事实为依据的言论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压制。

以“某地共享单车停放治理风波”为案例，起初，一场因市民乱停共享单车与街道管理人员发生争执的视频引起了广泛关注。该视频由于画面激烈、言语冲突，被算法优先推送到用户界面，并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获得了百万次的观看量。与此同时，街道办发布的政策说明视频虽然制作得相当精良，但由于缺乏情感共鸣和互动性，其传播范围极为有限，最终未能引起公众的注意。在这起事件里，民间观点凭借其先入为主的地位和强烈的情感共鸣，首先搭建了叙述的框架；而主流的声音在失去了对信息传播节奏的控制权之后，不得不采取被动的应对策略，最终沦为了议程的边缘存在。

再者，传播过程中的“回音室”现象使得信息环境愈发封闭，并导致群体认知出现偏差。在平台算法的引导下，用户持续接触到与自身情绪相契合的内容，这些相似情绪相互激荡，不断得到加强。即便外界声音试图介入，也往往面临情绪上的反弹和集体的抵制。

最终，传播主渠道的响应迟缓和层级间的阻碍同样削弱了其在舆论调控方面的效能。在情绪波动的觉醒阶段与激化阶段，舆情可能因为应对不及时而迅速转变为“认知危机”，甚至导致“信任危机”。尽管如此，在实际情况中，主流媒体在发布信息时通常需要经过审批和联合审查等程序，而地方政府与中央媒体、行业部门与舆情管理部门之间缺少高效的协同反应机制，这往往导致官方的回应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此外，众多主流媒体陷入了“格式化发布”的困境，它们在标题上趋于一致、内容上模式化、情感表达上显得贫乏，这些现象导致它们在舆情高峰期难以形成信息特色和传播的吸引力，进而失去了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主动权。

总体来看，网络舆论生态中，以情绪为主导的主流传播模式亟需进行重构。这要求我们在内容传播节奏上，做到比情绪扩散更快的前置引导；同时，对话语形式进行革新，通过故事化的叙述和互动化的表达方式，重新建立情感上的联系。此外，我们还需打破传统信息发布的“中心输出—边缘响应”模式，建立起一个以多主体协同合作、平台接口开放以及情绪算法感知为核心的新型、具有韧性的传播体系。

（三）社会认同维度：情绪分裂导致主流价值受损

社会情绪周期的极化现象导致原本的社会共识遭受严重分裂，个体在群体情绪的推动下构建了新的情感认同圈层，从而削弱了对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认同。在突发舆论事件中，若未能建立有效的情绪调节与认同重建机制，极端情绪将持续侵蚀社会信任的根基，进而加剧社会动荡的风险。

社会认同是维护公共舆论秩序的关键要素，在情绪型舆情的发展过程中，它常常最先遭受挑战。特别是在情绪周期过渡到觉醒与激化阶段，网络世界迅速演变成多个观点聚集地与情感群体，而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作用在群体间的对抗性情绪表达中逐渐减弱。

突发舆情之下，“情绪聚群”现象愈发严重，导致价值认同的分裂加剧。在社会情绪周期中，群体性的愤怒、焦虑以及悲伤情绪很容易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情绪抱团行为，网民们迅速集结成立场坚定的阵营，导致理性对话的空间几乎被完全压缩。其次，情绪表达的标签化倾向降低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效果，使得主流言论被冠以“冷漠”、“官腔”等标签，这种固定的印象使得主流价值观难以突破情绪的障碍。最终，一些主流话语体系依然沿袭自上而下的教条灌输模式，忽略了不同群体间多元的身份认同差异，从而引发了“认同排斥”的现象。特别是在处理青年、女性等敏感话题时，若主流观念未能展现出足够的包容性，往往会被视为一种“压制性体系”，进而激发起公众舆论中的反抗性言论汇聚。

除此之外，社交媒体的算法机制加剧了人们的认同差异。用户在平台上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相似，导致意见的相似性增强，这进一步扩大了不同群体间的认同差异。主流意识形态在跨平台、跨社群的传播上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使得在社交媒体环境中，我们失去了与“异见群体”建立联系的途径。

总体来看，当前网络舆论引导遭遇了多方面的难题，这些问题不仅包括情绪表达与话语体系的脱节，还揭示了算法传播环境中存在的不平衡现象，社会情绪认同的裂痕已成为舆论管理中的重大挑战。这一现状为后续在社会情绪周期引导下的舆论引导机制创新指明了明确的问题导向和改革思路。

四、基于情绪周期的舆论引导机制创新

在网络舆论场中，情绪化的趋势日益显著，这一现象在现实语境中愈发明显。以信息控制与单向传播为基石的传统舆论引导方式，面对“波纹状扩散—情绪汇集—舆论风暴”这一连贯过程，显得力不从心。鉴于此爱游戏app官方网站登录入口，准确把握社会情绪的周期性变化，并据此制定针对性的分阶段引导策略，已成为当前舆论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核心难题。

根据前文所述的社会情绪周期三个阶段的理论逻辑以及对当前舆论治理面临的三大挑战的分析，本研究提出建立一个“识别阶段—策略适配—机制协调”三位一体的引导框架，旨在情绪变化的精确把握之上，达成情绪调控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

（一）关键阶段分级引导策略

对于“舆论酝酿阶段—舆论觉醒阶段—舆论高潮阶段”这三个情绪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制定出相应的引导要点和实施策略。

舆论发展初期：需采取早期干预和情绪监测。此时，相关信息或事件迹象刚刚露出端倪，舆论主流尚未形成，公众情绪在社群外围呈潜伏状态。在此阶段，应着重于“早期干预”，通过政务新媒体和地方社区平台，主动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并实施“问题预告—政策阐释”式的传播策略，以减少误解发生的可能性。研究显示，在初期公开信息并进行风险交流，可以有效减轻公众的不确定性，降低消极情绪的累积。故而，适时公布风险警示和情绪预警，有助于避免误解的累积和负面情绪的滋生。

舆论唤醒阶段：采取温和策略，引发情感共鸣。在此阶段，媒体广泛报道和社交平台热议，使得公众情绪迅速被点燃，并在整个网络范围内迅速传播，表现为焦虑、愤怒、恐慌等消极情绪的集中爆发。在舆情高涨之际，若主流声音未能及时融入公众的心理状态并与之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其引导作用可能会在认同感缺失的情况下受到削弱，甚至被负面情绪所抵消。当前阶段需建立一种灵活的应对策略，迅速捕捉情绪的触发点，并通过讲述故事、感同身受以及角色扮演等方式，实施情绪的缓和表达，以缓解最初的抵触情绪。研究表明，在社交媒体上，情绪化的内容更容易吸引用户的注意并促进分享，加快社会情绪的传播速度。因此，一个有效的策略是利用情感共鸣的力量，借助一线工作者的短视频、当事人的访谈等贴近生活的叙述方式，将政策表述转化为大众的情感认同。

舆论高潮阶段：实现多方面同步并引导议题向理性方向转变。在此阶段，情绪化的浪潮横扫舆论领域，零散的信息和偏激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必须启动“多角度同步”的紧急协调机制，确保从多个角度同步发声、共同进行修复，同时引导讨论转向寻求理性解决方案的轨道，防止舆论偏离正轨。本阶段力推短视频互动、专家权威解答、即时问答以及线下互动相结合的策略，目的在于抵御情绪的猛烈冲击，并通过“直观的改进”来重塑公众的信任关系。

（二）情绪效应型话语系统重构

以理性灌输和政策解读为核心的“事实型话语”传统体系，在情绪导向的舆论演变中遭遇传播效果降低的难题。为应对这一挑战，有必要打造一种融合认知作用和情感感染力的“情绪效应型”话语体系，增强主流价值观表达的亲近感和说服力，确保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达。

首先，我们需要搭建“叙事共情”的框架，运用故事化、可视化和互动化的表达方式，以此增强主流叙事在情绪化环境中的亲近感和影响力。在网络公共领域，情绪并非仅仅是舆论的从属因素，它更是汇聚网络公共领域、推动社会行动的关键驱动力。将叙事共情的理念融入特定角色的命运之中，将制度运行的逻辑体现在具体的生活场景里；通过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疑问句式以及拟人化的修辞手法等情感化的表达手段，赋予权威的言论以温情。

再者，设立“情感融入式”的表述框架，并打造“社会情感故事”的传播模式。隋岩等人提出，网络用语具有使情感社会化的特点，它能够通过采用段子化、标签化、隐喻化的手法来唤起人们的共鸣和交流的意愿，同时，主流的言论也可以参考这种表达方式。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我们可以参考传播剧本化的策略，对情绪传播的构成进行模拟，并运用“冲突—转折—疗愈”这一经典的叙事模式来构思应对措施。这种有组织的叙述方式不仅符合情绪发展的自然规律，同时也为价值观的引导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此外，我们能够构建一种“对话型”的交流模式，以此激发观众之间的互动、评论、投票以及意见的收集，从而促进受众的深度参与。比如，在图文、短视频等传播媒介上，我们应重视运用温馨的色调、生动的面部表情以及富有同理心的表达技巧等“情感化视觉元素”，以达到主流价值观的“情感性融入”。

（三）社会认同系统的情绪重塑路径

舆情引导的终极目标不只是平息短期的风波，更在于重塑社会共识。情绪的极端分化所导致的价值共识的瓦解，迫切需要从传播的架构和社会关系的层面，重新构建起认同的桥梁。这需要我们以情绪周期为视角，搭建起一个由“情绪识别、精准干预、认同重建”组成的综合治理体系。

首先，需打造一种具有共情力的文化认同话语体系。通过将公共话题与个人生活经历相结合，例如环保公益活动、社区协商等实例，塑造出“共情、共建、共识”的交流途径，以弥合价值观上的分歧。此方法能够有效增强主流叙述在情绪化氛围中的亲近感和影响力，进而提升公众的认同度与参与热情。

其次，构建“识别、响应、修复”的社会认同干预框架。利用人工智能的语义识别和聚类功能，对具有异质性的情绪社群进行辨识，达到“精确响应”的效果。根据不同情绪群体的特性，制定个性化的响应策略，并实施有针对性的交流和引导，以此推动情绪的平缓和认同感的重塑。

第三点，构建多个中心的交流平台，并加强认同感的可视化呈现方式。打破单一的官方传播模式，推动高校、社区等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共识性话题，创建诸如“垃圾分类协商平台”、“文化遗产参与地图”等交流平台。这种多元主体的合作模式，有利于扩大公共话题的讨论范围，提升公众的参与热情和归属感。提倡民众以点赞、留言、分享等低门槛途径投身于价值传递，塑造主导舆论氛围，进而提升集体归属感、重塑社会共识基础。

五、结论

本文基于社会情绪理论，构建了社会情绪周期模型，对网络空间舆论形成过程中，社会情绪从“情绪涟漪”演变至“舆论风暴”的规律进行了系统分析，同时辨识了网络舆情演变中，主流话语在话语生产、传播机制及社会认同等方面所遭遇的结构性难题。

本文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舆论引导框架，该框架包含“识别舆论阶段—策略对应—机制协调”三个核心环节，具体内容涉及：建立不同阶段的情绪识别和干预流程、重新塑造具有情绪影响的话语体系，以及运用同理心策略来重构社会认同体系。该治理体系不仅突出了技术赋权的精确度，而且重视价值导向的基础性，其目的是为了在数字时代网络舆论的韧性管理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引领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随着数字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传播结构的日益扁平化，情绪管理和舆论导向的紧密结合愈发明显，这一现象已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因素。面对算法对传播秩序进行权力重构所提出的现实挑战，学界和业界亟需探讨如何构建具备情绪感知能力的神经网络系统，以实现对社会情绪的智能化监测和柔性干预；同时，如何在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传播环境中，构建起情绪引导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构建情绪表达的规范途径和建设性转化机制，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学术界和产业界开展跨学科的联合研究。

未来的舆论引导机制应当重视借助情绪关怀这一媒介，以文化共鸣作为根基，打造一个包容多元、韧性协调的认同体系，进而弥合网络社会中的价值分歧和情感结构。这一转变不仅是对数字时代传播规律的深刻理解，而且是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必然趋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聚集与传播引导研究”（项目编号：24BXW037）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话语的历史构建与实践”（项目编号：20&ZD323）所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