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杨志刚：礼学是个“硬核问题”

《中国古代礼学论集》系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在1990年至2014年期间撰写的学术文章合集。在他求学期间，关于“礼”的探讨一度被冷落，与如今备受关注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全新的时代环境中重新审视礼学，正是他“朝花夕拾”这一主题的出发点。

杨志刚诞生于1962年，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完成本科学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于1987年获得学位并留校工作，之后历任多个重要职位，包括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负责人、文科科研管理负责人以及文史研究院负责人，2014年调任至上海博物馆，并兼任国家文物局相关科研基地负责人以及《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期刊负责人。他的认知里，礼制学问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诸多领域，并且积淀深厚，其中还隐藏着关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关联的棘手议题；研究礼制并非单纯怀古，而是与当下社会息息相关的一种思考。“我们或许可以轻视它，甚至曾经刻意避开，不过某个特定历史时刻，这个议题会再度浮现。一旦它被正视，就会引人深思。”

《中国古代礼学论集》，杨志刚撰写，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21年3月出版，澎湃新闻报道，近些年传统文化呈现出复兴态势，引发广泛关注，您近期编选的《中国古代礼学论集》的选编初衷，是否与这一现象有关联？杨志刚表示，《中国古代礼学论集》可以称作是“晚采朝露”——该文集的开篇之作刊发于1990年，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如今“捡拾”这个词的含义在于，它所蕴含的我的关注并未消减，简而言之，就是民族文化传承与时代发展的相互作用。尽管这个议题的重要性始终如一，但创作时的情境、所着重探讨的方向以及人们对“礼仪之学”具体层面的探究都在持续演变。特别是社会形态本身出现了诸多新状况，这类探讨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研究刚开始，国内知识体系尚未完全修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礼"和"礼教"被视为腐朽之物和束缚，《朱子家礼》这类书籍无人问津。二十世纪下半叶，关于《朱子家礼》的研究最初是在大陆以外地区进行的；直到八十年代以后，这本书才重新引起关注，相关研究逐渐活跃起来。那个时期的寻常百姓、新闻传播机构、学术圈爱游戏登录入口网页版平台，乃至国家高层爱游戏app入口官网首页，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都跟当前不同。传统一度被视为一个“反面教材”，而在过去四十年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迁，这既涉及物质层面的，也牵涉到思想层面的。这些方面都是我在编辑这部文集时必须考虑的。

澎湃新闻表示，1985年您的硕士论文选定“礼”作为主题，这标志着您探索中国古代礼学的起步。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礼”并非学术界关注的核心议题，您当时是如何权衡这一选题的？

杨志刚：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我接触到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和思路。当时，我们跟一些思想前沿的学者关系很近。比如李泽厚先生就曾到研究生宿舍和我们谈心。另外，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也很乐意跟年轻学者交流。魏斐德清楚那个时期多数中国人觉得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因此被看作是“罪孽深重”，比如巴金的《家》《春》《秋》和曹禺的《雷雨》就都揭露了“旧礼教”、“旧文化”的弊端。魏斐德在谈话时打了个比方，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他说，现在人们普遍觉得英国的文明很有时代感，其实两三百年前并非这般文质彬彬，当时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不过，在这两三百年里，文明有了转变。我们或许觉得文明是沿袭下来的、始终如一的，但魏斐德认为文明好比火车的路线，路线中有个转换装置，能够进行调动。文明进步同样需要寻获关键环节，借助其调整前进路径，方能转向新的路径。因此，培育新风尚确有可能实现。我们探究古礼的缘由，除了揭示过往实况，更盼望将往昔、今日、来日融会贯通，令学术能为社群带来更多启迪。拓宽新领域之后，我们或许能促成古老文化的革新发展。

澎湃新闻报道，当前“礼学”再度引发重视，请问这背后存在哪些缘由？

杨志刚说，他视“礼学”为重大议题，尽管它或许在特定阶段未获关注，甚至遭人为忽略，但它确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一旦外部状况出现转变，或者对该领域的认知获得显著提升，人们便会察觉到这个议题的重要性。

《朱子家礼》同其他古代中国的礼仪规范，为人的举止确立了行为准则，缺少这些便无法恰当地进行交流、参与社交活动。这些典籍也展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如何依照社会普遍接受的方式待人接物。然而进入近现代之后，社会经历了剧烈变革，我们在诸多方面虽然制定了新的行为规范，但仍然远远不够完善。因此有人哀叹，因为缺少礼节，所以举止行为变得混乱，应对进退都感到茫然。生活的诸多方面，例如婚嫁丧葬、饮食作息、清洁庭院等等，很多方面都应当进行一番重新规划。但这只是浅层的，并非根本的问题所在。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人们在彼此往来时，规则和仪式感的淡忘。

但是，仅凭旧时的礼仪是不够的，应该把古时候的礼仪当作一种财富，同时把当代社会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也加进去。这项工作还需要许多其他人共同参与进来。

《朱子家礼》在宋代以后慢慢演变为“民间广泛应用的礼仪规范”。《朱子家礼》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面世的，换言之，社会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才需要《朱子家礼》？杨志刚：唐朝和宋朝之交是变动极为剧烈的时期，这种变动涉及各个方面。宋代商业活动兴盛，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跟唐代相比出现了显著不同。朱熹觉得“三礼”里的古代礼仪已经不合时宜，便打算加以修正和完善。同时，道教和佛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司马光也曾表示，当时的社会风气已不再是往昔模样。他们察觉到这种转变，所以主张建立新的规范。这项制度并非守旧，而是承袭了部分古制爱游体育app下载官网，并融入诸多革新元素。祠堂的核心作用始终是敬奉先人，即便在朱熹等学者的推动下，对近代祖先的尊崇对个人及家族举止的影响力反而增强。那个社会剧变的时期，朱熹借助旧有规制来阐述当下及未来的理念。朱熹把社会实际情形的演变记叙在著作里，他借助这一途径阐述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状态的看法。

但依我看，眼下我们断然不需要《朱子家礼》这类书籍。我曾在文中提及，中国古代对于礼仪存在诸多见解，倘若如今重读这些见解，便会察觉“礼”实为一种极其宝贵的财富。我们应当审慎挑选，将其中的合理成分融入当下的生活之中。

澎湃新闻报道，您提及了当前社会对传统礼制的热衷，例如穿着汉服、行作揖之礼等，您对此有何见解？

杨志刚：我留意到了这些情形，不过并未就此发表看法，诸如，那些衣物的优劣等。然而我觉得在这种走向中，我们能够察觉到若干要点。我不会评价汉服是否雅致，是否依照古籍所载的模样。不过我们能够察觉，现今已非三十年前，难以将传统与当今截然划分，它们已经交织在了一起。我们在从思想僵化的情况里走出来，已经有了更多的智慧。

部分人士正在钻研《朱子家礼》，意图将这套文献记载的规范照搬照抄地复原，这种做法很有意思，只要不干扰他人，任何有意思的事情都可以尝试，不过若说这是未来的走向，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对重振古代礼仪并无太大兴趣，但会留意这些有价值的探索。当今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倘若大家都能依照公民社会的规范进行互动，这无疑是件好事。我认为传统文化必须与现代公民社会的标准相融合，在不违背社会许可的条件下，展现个人独特的偏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澎湃新闻报道，您的著作提到，这种现象之所以广泛存在，或许与人们渴望确认自我归属感有关。您主张，知识分子及学术研究领域应如何应对这种心态？

杨志刚：学者应当首先依照价值观念进行自我审视，接着要勇于探索未知领域。通过这种尝试，我们的活动范围确实得以拓展，它无疑比四五十年代时更为宽广且充实。

要继续突破传统的束缚，展开创新的实践。我认为有两个理念至关重要，一个是“不同文明的交流学习”，要善于发掘并集中人类最杰出的成就，彼此借鉴经验。另一个是“人类整体利益的一致性”，要以此为前提，去探寻全人类共通的美好价值。我不同意完全恢复旧制，例如，将“小脚鞋”陈列在展馆里是合理的，然而在当今社会提倡缠足则不合时宜，是一种落后行为。所以我认为应当优先审视思想观念，然后才能探索发展途径。

澎湃新闻报道：书中谈到明清期间《朱子家礼》于各地推行时情形各异，比如在福建作用显著，又如在江苏、浙江、上海这些同属江南的地方，其效果也并非完全相同，请问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何在？

杨志刚：大致而言，这与中国古代的宗族体系有关联。在福建，宗族体系相当兴盛，婚丧嫁娶与宗族体系相互依存，我们常说福建人重视乡土观念，重视家庭联系。《朱子家礼》的传播与朱熹本人的活动也密切相关，比如朱熹诞生于福建，在此地展开活动，其祖籍在徽州的婺源，因此这两地都承受了朱熹观念的深刻影响。

《朱子家礼》在东亚地区具有深远影响，您在研究《朱子家礼》在韩国的传播情况时，强调其“在韩国现代社会依然存在”。您认为《朱子家礼》在当今东亚社会，还有哪些作用？

杨志刚：书籍的传播方式存在两种类型。其一，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中国人经由海洋迁徙，将这套礼仪体系带到海外地区，这属于“人的传播”。其二，是“文献的传播”，具体指《朱子家礼》这部典籍以及朱熹的其他著作，被传送到海外。在宋明时代，韩国与日本吸收了大量的中华文化元素。

朱子学说在朝鲜王朝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持续了五六百年，促使该国成为典型的儒教型社会。以《朱子家礼》为主的礼仪学说深刻影响韩国历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至今仍能见到明显的痕迹，例如他们的成年仪式，以及葬礼的规矩等。我对《朱子家礼》在韩国的流传十分关注，不过目前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文献层面，尚未进行民族学方法的实地考察，一旦有机会实施此类研究，应当会非常吸引人。

2009年访问韩国期间，在陶山书院与钻研《朱子家礼》的学者们合影留念，前排从右数第三位是杨志刚，澎湃新闻报道：您在著作中提及，曾于中国社科院古籍部发现郭嵩焘《校订朱子家礼》光绪十七年的版本。那个时代风云变幻，一位曾亲历西方文明的晚清士子，为何会致力于修订《朱子家礼》？您在书中并未详述，可否在此处分享您的见解？杨志刚：我注意到郭嵩涛的处境颇具时代性。郭嵩涛出任首任驻英公使，但当时多数人不愿担当此职，原因是很多人对洋务持有偏见。有人觉得长期与外国人交往，频繁出国的人可能被视为“崇洋媚外”。在我看来，郭嵩涛自身也存在矛盾，时代的束缚导致了这种悲哀，个人在时代面前常感到无力。郭嵩涛是个才智出众的人，已经察觉到许多弊端，却苦于没有更有效的办法，旁人也无法理解他的苦心，所以他决定潜心研究学问，这是他当时唯一能做的选择，当时不像现在这样能够借助广阔的学术天地，他只能钻研那些能够接触到的书籍中最吸引他的部分，就这样他发现了《朱子家礼》，并着手进行校勘工作。

郭嵩焘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他考察过中国很多地方的孔庙。这些孔庙在中国的命运经历了许多波折，那么现在中国的孔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利用这些场所呢？杨志刚回答说，他大概走遍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孔庙。这些孔庙正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如今仍然举行祭祀孔夫子的活动的地方已经不多了，不过这种情况有逐渐增加的迹象。部分孔庙仍保持初始布局，并会定期举行祭拜仪式，另有一些则转型为博物馆的陈列区或公共活动场所。调查期间了解到，在大学入学考试前夕，有人会在孔庙内开展特定活动。我着重考察孔庙的空间运用方式，但真正希望借此探寻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遍及国内各地的孔庙，状况各异，有的保存得相当完整，有的则已残破不全，还有的仅是经过修缮的仿古建筑。我们从中更能感知到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需要探索一条契合自身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