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于媒介中游移？——空间理论视域下对网络社交迁徙的实证研究

社交体现为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物品相互作用的情形，郑震（2010）有此论断，它既是社会现象的一种形式，也是地理位置的一种表现，文军、黄锐（2012）持相同看法。所有联系的形成都离不开具体场所，空间特性是社交不可或缺的根本特征，Schatzki（1991）对此观点明确。当代社会高度信息化，网络深刻改变了人际交往场所的多样面貌，创造了全新的环境格局。这种交往场所并非仅限于具体的物理空间，也并非完全虚拟的数字领域，而是数字虚拟与现实社会相互交织的复合体（Slingsby et al.，2013）。线上与线下空间的融合虽然让人们摆脱了物理距离的束缚，却也将个体卷入了复杂的社会联系之中。一部分源于人们内心对社交的向往，进而产生了分享、互动、交流等社会关联的需求；另一部分则源于人们对网络社交潜在风险的天然担忧，由此产生了想要切断联系的想法（姜泽玮，2023）。这种双重因素导致网络社交中的个体始终在自我约束，每次参与分享行为时，都要从旁观者的立场思考自己言行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彭兰，2019）。这个过程中，社交平台充当了融合场域的窗口，借助媒介工具的特性，让人们获得了控制社交圈层透明度的能力，使他们得以在情感层面的联系向往和理智层面的关系疏远需求之间找到契合点。一旦某个社交平台无法满足用户期望，致使网络社交环境中的各类人际关系出现失衡状况，用户就会萌生离开该平台的念头，网络社交转移现象由此产生（Gerhart & Koohikamali，2019）。

以前，人们常把社交迁移看作是平台更换，就是用户只管离开一个社交软件，再换到另一个上，这种情况，Xiao & Caporusso（2018）有分析。但现在，各种媒介和社会结合得太紧密了，有些工具已经和我们生活混在一起，想要摆脱它们，越来越不容易了。如今，以微信为典型代表的社交平台，已经演变为人们维系社会关系所无法或缺的工具，个体是否运用微信，并非完全基于自身的独立想法。在这个阶段，所谓的社交转移，就不能被简化为更换传播渠道的意思。当前，互联网技术为用户提供了高度的移动性，使他们能够随意在各个社交平台之间切换，必要时还能即刻返回原处，这一点有Lupinacci（2021）的研究为证。这种现象促使了一种全新的社交迁移模式出现，这种模式不同于以往的单一方向流动，而是用户依据社交目的在不同平台间灵活穿梭，Tandoc等人（2018）对此有详细论述。因此，借助网络技术，网络社交活动发生了转变，不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媒介空间，而是呈现出围绕用户社交需求的多维度媒介流动特征。这种变化体现了用户对媒介的认知和自主选择能力，具体表现为用户根据实际社交需要，主动调整多重社会关系中的空间布局。这一过程是人与媒介互动中不容忽视的媒介化生存表现。

这项研究要摒弃过去那种只关注地理移动的单一社交变迁研究方法，转而采用包含多种面向的“流动状态”社交变迁作为分析角度，从社交活动的空间特征出发，考察人们在线上社交网络中的迁移行为与媒介使用偏好，旨在弄清楚：社交场所对人们选择社交工具有什么作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互动压力怎样改变并构建人们的虚拟社交领域？媒介技术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理论基础

依据马克思的空间学说，列斐伏尔独具匠心地把空间纳入生产关联，社会活动等诸多社会领域进行考察，从而给空间附加了社会特质。他指出空间之中遍布着社会互动，在参与形成生产关联的同时，又被社会互动所形成，这种观点得到了亨利的认可，参见亨利，2021年研究。人际交往是人类建立社会联系的一种行为，通过这种互动，人们可以主动创造并形成作为交往场所的社会环境，这种观点由Nurmi在2004年提出。在当前信息传播技术快速发展的时期，媒介的进步在虚拟领域完成了空间的重新构建，进而改变了我们对以往社会空间形成的理解，这一点刘冠合与胡景谱在2023年有所阐述。信息同现实场所的分界线慢慢模糊，数字内容渗入各种日常情境，现实场所同虚拟交互的切换愈发便捷，因此我们得以挣脱时空限制以及既存社会联系，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崭新的虚拟领域。不过，个人在打造虚拟领域时，原先所属的实体社会领域依然留存。数字记录与虚拟身份的易得性，让现实领域里的社会联系不会完全被隔绝在数字领域之内。这造成了两个由不同性质关系组成的不同领域，它们各自独立但彼此关联，社会联系可以通过传播途径相互传递，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传播互动与生活状态。

当代社交环境是现实人际互动场域与网络虚拟社群在分离和整合反复交织中形成的复合型社会场景。这项研究着重考察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社交场域呈现双重主体性的特殊现象，试图揭示个体如何借助媒介实现存在状态的游走转换。

（二）研究框架

PPM（推拉锚泊）体系，原本应用于地理人口流动分析，后来Bansal将其应用在社交网络服务领域，并逐渐演变为研究网络流动的核心框架。这个模型里，所谓“推力源”，就是促使人们离开社交平台的原因，而“拉力源”则代表吸引人们转向社交平台的力量，另外，“锚定源”指的是左右人们选择的一系列支撑条件或阻碍因素，这一点 Bansal 等人（2005年）的研究也有提及PPM模型独具匠心地整合了地域流动中的拉力和推力元素，将其应用于网络环境下的民众迁移现象，这种做法让这些因素对个体在各类数字设备间的选择倾向或实际操作过程的作用机制更加清晰可见（邓秀军等，2024）。它为网络社交迁移研究开辟了整体性的观察角度和构建模式，界定了迁移动因、个体心态及环境条件的影响，同时支持依据探索意图和具体状况进行修正补充（Shade等人，2015年）。本篇以PPM模式作为分析基础，旨在更透彻、详尽地探究空间位置变动与社交网络迁移的深层关联性。

三、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PPM体系认为，个体社会关系的流动受到三种力量的综合影响，分别是吸引因素、推动因素和稳定因素，所以，本次调查将围绕这三个维度展开假设构建，并着手建立分析框架。

（一）核心变量与中介变量

动力来源：在人际互动困扰的视角里，社交恐慌、社交倦怠以及网络社交转移现象相互关联

社交平台内交织着错综的群体联系，时刻受到各类社群的检视。依照鲍曼（2001）的论述，人们正置身于“后全景监狱”之中，网络空间成为一个充满监控的环境，社交平台充当了“监控之口”的功能。因此，个体受到人际关系带来的负担影响，会形成社交方面的紧张情绪，面对现实中的社交环境和人际互动时，对于在网络平台上分享信息以及保护个人隐私会产生担忧，进而导致他们不会轻易地在社交网络上展现个人信息（Wu，2019）。另外，科研证实过度思虑在交往中常导致社交倦怠，这种状态表现为人在与人打交道时感到身心俱疲（Min & Yun，2022）。当使用者对某个社交平台感到厌倦时，他们非常可能会降低对该平台的使用频率，并萌生更换其他社交平台的念头（Wang & Deng，2022）。基于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社交焦虑显著影响用户的网络社交迁徙意愿。

社交疲惫感在社交焦虑感与网络社交迁移倾向之间充当了桥梁作用。这种疲惫感会阻碍人们继续参与网络社交活动。当个体感受到社交焦虑时，他们更容易产生疲惫感。这种疲惫感进而降低了他们迁移到其他网络社交平台的意愿。

拉力来源在于媒介特性，它使得线上隐秘感知得以实现，同时增强了社交安全感，进而促使网络社交关系发生迁移变化。

技术可供性指涉特定环境对个人在特定领域内活动可能性的作用方式。传播学领域从人与技术互动的视角，将其界定为：行动者于某项技术场景下，所意识到的运用媒介达成自身目的的潜力，以及媒介技术所能支持或限制这些目的实现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由Leonardi（2013）提出。潘忠党提出，网络媒体具有多种功能特性，具体涵盖内容创作支持、人际互动支持、移动使用支持，其中人际互动支持又包含能够表达关注、能够传递情感、能够协同活动、能够建立联系（潘忠党，刘于思，2017）。不过，社交平台在帮助用户拓展人际网络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社交压力，并且不知不觉中侵扰了个人专属领域。根据相关研究，彭兰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网络法则，名为“反向联结”：个体借助媒介获得能力后，在维持必要的外部联系的同时，也需要管理自身社交领域的开放程度。媒介工具为社交活动中“公开性”与“私密性”的博弈创造了作用空间，这一观点由郭小安和赵海明在2022年阐述。所以，这项研究指出，实现反向联结，社交平台必须给予用户管理社交领域公开程度的能力，平台需要为用户准备相应的社交领域隐藏功能。

当前信息安全形势严峻，人们在网络社交时通常会下意识考虑社交媒体能够给予的匿名保护水平，这指的是用户在使用某个网络平台时感受到个人信息被遮蔽的程度，相关研究有Lin & Latoschik（2022）和杨雅、张晨跃（2023）的成果。多项研究证实，个体在运用社交平台时，对于自身信息保护程度的认知，是维系其社交心理稳固性的关键因素，这种稳固性体现为与人交往时获得的安全感，以及彼此间的信赖感和互动的安定感（Li，2020；Bodford et al.，2021），而上述感受源自个体与他人构建联系过程中的心理体验（Spadaro et al.，2020）。社交信任程度深刻作用于个体在社交平台上的偏好及互动行为，这一点已获多项研究所证实（Lăzăroiu et al.，2020）。鉴于此，本项调查预设了以下论点：

H3：用户的在线隐匿感知显著影响其网络社交迁徙意愿。

社交安全感作为关键因素，能够调节在线隐匿感知对网络社交迁徙意愿的影响，它扮演着重要的桥梁角色。

（二）调节变量

锚定源：社会网络视域下社会关系强度与网络社交迁徙

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以关系紧密程度为标准，把社交网络区分为两类：紧密联系的网络和松散联系的网络。稳固的关联网络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深受情感纽带的影响；相对而言，松散的关联网络则构成了异质性突出的社会结构，其中个体间的联结并不紧密，情感层面的支撑也相对匮乏（Granovetter，1973）。各类社交网络环境对个体的交往倾向和实际互动方式均会产生差异化作用。基于虚拟连接的社交网络平台例如微博，属于关系松散的社交类型，而依托现实人际网络搭建的微信则属于关系紧密的社交类型。在使用以紧密关系为主的社交工具时，人们更容易感受到来自现实人际的束缚，以及个人隐私被侵犯等问题，这一点在Hong等人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2023）。相比之下，弱关系社交媒体能够给予用户比较隐秘的社交环境，让用户获得更多个人空间，从而更好地满足用户的保密要求，这种特性有助于用户长期使用（Gruzd & Hernández，2024）。基于这些观察，我们将社交网络中关系的紧密程度作为影响用户迁移的关键指标。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推测：

H5：与松散联系所形成的网络相比，紧密关联所构成的社交圈更能明显地放大个体在社交平台上感到的紧张情绪对其想要转换网络社交平台决心的作用。

H6：与紧密人际圈相比，松散人际网络更能明显地加强个人因隐藏自身存在而选择脱离网络社交圈的趋势。

根据研究预设，并参照PPM模式，把社交紧张和社交倦怠当作驱动力；把个体的网络匿名体验和社交心理安全感当作吸引力；把人际关系网络看作稳定因子，从而建立了社交场景与网络社交转移的分析架构，具体展示于图1。

四、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一）问卷设计

这项研究运用网络问卷形式来获取实验资料。问卷总共包含三个部分，分别是筛选题目、参与者的基本资料以及评估工具。筛选题目是问卷的第一环节，在受访者正式填写之前设置，目的是考察参与者的社交平台使用习惯：人们通常使用哪些社交应用？基本资料部分涵盖了参与者的年龄构成、性别分布、学历背景和居住地区。第三部分是测量工具，问卷里的所有工具都选用了李克特7点量表，1代表完全反对或不一致，7代表完全赞同或一致。为了确保问卷的可靠性，本研究所选用的量表均源自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这些量表经过实际应用检验，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为了使题目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我们同时参考了英文原始量表和其在中国进行本土化修改后的中文版本；为了提升量表与研究主题的相关性，我们结合了前期测试的参与者意见，并请传播学领域的学者针对本研究的特定内容，对部分题目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优化。该社交焦虑量表（SA）源自Alkis等人编制、陈必忠等人修订的社交媒体用户社交焦虑量表，包含了内容共享与隐私担忧这两个方面，这些信息分别见于Alkis等人（2017）和陈必忠等人（2020）的研究成果。社交疲惫度评估工具（SFB）源自Bright等人设计、张淑玮修正的既成测试（Bright et al.，2015；张淑玮，2017）。网络匿名感受度问卷（OAP）借鉴了Jung等人创建、牛更枫等人改进的虚拟匿名认知度测量（Jung et al.，2012；牛更枫等，2015）。社交安全感测量工具（IS）源自Dinev与Hart创建、张学波和李铂修正的既成工具（Dinev & Hart，2006；张学波，李铂，2019）。网络社交转移倾向评估（SWIT）借鉴自Xu等人设计、周涛等人完善的成熟评估（Xu et al.，2014；周涛等，2021）。另外，创建了两个评估指标来衡量个体对社交平台人际联结紧密程度的认知：请评估在微信或微博的联系人里，经常互动的占比情况（7代表几乎不与任何人保持日常沟通/1代表几乎与所有人都有频繁联系），同时考察您在微信动态或微博上与互动对象的关系深度（7象征彼此无话不谈极为亲密/1表示从未进行交流）。这些调查旨在验证社交网络结构对相关现象的影响。

为确保调查问卷的精确性，事先开展了一次预备性测试，向少数受访者分发了52份问卷，并收集了结果，根据回收的问卷资料和受访者的意见，对问卷的措辞和结构做了必要调整，以提升问卷的可靠性、有效性和易读性，在问卷不再收到关于题目表述不清、理解上有障碍等意见后，最终形成了正式问卷（见表1）。

（二）数据收集与样本选择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爱游戏ayx官网登录入口，我们借助问卷星这个渠道，构思并投放了相关问卷。起初，我们借助滚雪球这种抽样技巧，先向少数对象发放问卷，再经由对象提供的关联信息，让问卷逐步扩散到更广的群体，以此确保样本的丰富性。接下来，为了确保调查对象的普遍性，我们挑选了两个社会联系紧密程度不同且具有普遍意义、典型特征的社交应用平台：微信和微博，分别向两个平台用户实施问卷调查，用以收集来自不同渠道的问卷信息，分析不同传播环境里人们的社交流动状况，防止因为媒介渠道单一而带来的局限。最终，我们运用了特定方法选取数据样本，目的是让样本的人口学信息与中国网络使用者的整体情况相吻合，具体做法是参考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里关于网民的城乡分布和性别比例，以此来调整样本中男女比例和常住地的分布权重，调查活动持续了78天，期间总共回收了1707份有效问卷。在完成数据整理（移除答题高度相似的反馈），共计获得1332份具备资格的回复（来自微博的有679份，微信渠道收到653份）。关于这些调查参与者的基本资料，可以参考表格2的内容。

五、数据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减少实验中可能出现的自我相关误差，研究在实施测试时特别注重保证调查的匿名状态和资料保密，明确告知参与者数据仅用于学术探讨不会外泄个人信息，同时随机调整了问卷项目的顺序，以此控制潜在的方法一致性偏差。研究借助考虑了方法一致性因素的验证性因子评估，用以检测研究中方法一致性偏差的严重程度。通过AMOS 24.0分别建立了最初的验证性因子模型A1，以及一个加入了共同方法因子的模型A2，随后对比了A1与A2的拟合指标，发现ΔCFI为0.01，ΔTLI为0.01，ΔRMSEA为0.03，ΔSRMR为0.01，这些数值均小于0.05，表明在原有模型中增加共同方法因子并未显著提升拟合效果，因此可以确认本项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汤丹丹，温忠麟，2020）。

（二）信效度检验

运用SSPS 26.0和AMOS 24.0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目的是执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关于效度评估，第一，所采用的测量工具均源自国内外专家开发的标准化问卷，确保了内容的准确性。第二，所有模型的平均方差抽取量均超过0.6，组合信度指标也都高于0.8。此外，各项指标的标准因子载荷值全都超过0.6（参见表3），表明各测量工具的内部一致性很强，聚合效度达标。再者，模型里潜在因子的AVE数值的平方根都明显大于其余所有潜在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见附表4）。这意味着，研究里各个潜在变量的测量项目与其他潜在变量的测量项目能够有效分离，研究架构具有优良的区分效度。

信度评估中爱游戏登录入口网页版平台，本研究考察了指标组合的内部一致性（CR）与Cronbach’s α系数，同时结合平均提取变异量（AVE）来确认问卷的可靠性。各项数据均显示，组合信度（CR）普遍超出0.8标准，Cronbachs’α系数普遍超过0.7，平均提取变异量（AVE）普遍高于0.6（参见表3），这些数据共同证明问卷的可靠性达到了理想水平。经过详细考察，这项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具备充分的可靠性，同时也表现出很强的准确性，因此适合继续开展深入探讨。

（三）假设检验

研究首先运用最大似然估计方法检验了验证性因子模型，检验结果表示验证性因子模型与观测数据吻合程度较高，x2统计量为436.629，自由度是112，x2与自由度的比值等于3.898

1.中介模型检验

通过AMOS对已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展开假设验证,其成效如图2呈现。

运用Bootstrap方法（温忠麟，叶宝娟，2014），考察了社交疲惫对于社交焦虑转向网络社交迁移倾向，以及社交安全感转向在线隐匿感受的影响，并探究了这两者作为中介因素的作用。在AMOS软件中把 Bootstrap重复抽样样本量调整为5000个，置信区间（BC置信水平）定在95%，中介效应分析数据参见表5和表6。

图2和表5的数据表明，社交焦虑明显提升了人们转向网络社交的倾向度，其关联系数为0.225，统计显著性达到0.001级别，并且显著增加了人们的社交倦怠感，关联系数为0.615，统计显著性同样达到0.001级别；社交倦怠感也明显提升了人们转向网络社交的倾向度，其关联系数为0.335，统计显著性达到0.001级别。社交疲惫对社交紧张和网络社交转移意向的影响非常明显，其中介效应值为0.206，概率小于0.001，95%的置信区间为

0.105， 0.269

，并非仅限于0之外的情况，部分承担了传导作用，其相对影响力达到47.8%。这说明社交焦慮既能直接促使个体更愿意参与网络社交活动，也可能经由加剧个体的社交倦怠感，间接促使其转向网络社交。由此证实了假设H1与假设H2。

图2和表6的数据表明，用户的匿名性认知对网络社交转移意向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相关系数为-0.162，概率值小于0.001，同时这种认知也明显增强了参与者的社交安全感受，相关系数为0.348，概率值同样小于0.001；另一方面，社交安全感受的增强则显著降低了用户进行网络社交转移的倾向，相关系数为-0.237，概率值小于0.001。社交安全感对用户隐匿感知和网络社交迁徙意愿之间有明显的连接效果，这个效果是中间传递的（β=-0.082，P＜0.001，95%CI=

-0.113， -0.056

，并非仅限于0之外，还扮演着一定的传导作用，其相对影响力达到33.7%。这说明用户的社交圈层隐秘感知，既能直接抑制其加入网络社交的倾向，又会借助提升社交归属感，减少加入网络社交的倾向。由此，假设H3和H4得到证实。

2.社会网络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考察社会关系在“社交紧张感导致网络社交转移倾向”以及“线上匿名体验导致网络社交转移倾向”这两种联系中的中介效果，研究借助SPSS PROCESS 4.1插件开展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先对社会联结感知评估指标实施中心化调整，接着通过加权平均方法整合各项数据以均化指标权重，由此获得的数值作为评估社会网络紧密程度的调节因子。随后考察依据M±1SD标准，将调节因子与自变量划分成低焦虑类别、高焦虑类别、紧密关联类别及松散关联类别，并实施简单斜率检验。在消除了性别、岁数、居住地、学历背景等干扰条件影响下，我们借助Model 5展开测算。

表7数据表明，当社会网络作为调节因素加入路径一分析时，社交焦虑程度与社交网络状况的联合效应（β值为0.042爱游戏app入口官网首页，t统计量为3.197，P值小于0.01）对网络社交迁移倾向具有明显作用，这证实了社会网络能够调节社交焦虑对网络社交迁移倾向的影响过程。

为了探明社会关系网在“社交紧张感→网络社交转移倾向”这一关联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制作了社会关系网的中介效应图示，图示中的直线倾斜度表现出社会关系网紧密程度对于网络社交转移倾向作用的深浅（见图3）。实验数据表明，与处在松散联系群体中的成员相比，处在紧密联系群体中的成员，当社交不安感增强时，其参与网络社交转移的倾向度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具体表现为：对于紧密联系群体，简单斜率值为0.496，t值为19.21，P值小于0.001；对于松散联系群体，简单斜率值为0.362，t值为10.01，P值同样小于0.001，这些发现证实了假设H5的正确性。另外，参照图3可知，即便面临相仿的社交不安情绪，置身紧密人际联结社交环境中的成员，其参与线上社交平台转移的倾向性依然要高于那些处在松散人际网络社交环境中的成员，从而再次证实了命题H5。

调查在路径二里把社会网络当作调节因子加入分析，发现用户对线上隐藏的感知程度同社会网络之间有相互作用项数值为负零点零二六，对应的t检验值为负一点三五零，显著性水平大于零点零五，其置信区间为

-0.065， 0.012

，0)对网络社交转移意向的作用不明显，表明社会关系网无法在个人线上隐蔽感对网络社交转移意向的影响中扮演中介角色，因此否定H6。

六、结论与讨论

借助PMM理论得出，社交焦虑作为驱动力，对网络社交转移意向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社交倦怠在此间扮演关键传导角色。当视作吸引力时，个体对网络隐匿性的认知程度显著抑制网络社交转移意向，社交信赖感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传导功能。当作参照点考虑，社会关系网络调节着社交焦焦虑对网络社交转移意向的作用效果。具体来说，与松散的人际联结相比，紧密的人际联结更加突出地放大了社交不安情绪对于转向线上社交平台偏好的驱动力。这种状况源于强关系社交平台依托的是现实生活中交错复杂的熟人网络，关系紧密的强关系社交区域容易吸引旁观者关注，明显加剧社交不安，让用户觉得个人领域总被他人审视，仿佛被困数字牢笼失去自由；而弱关系社交平台则立足于网络中同质化且疏离的虚拟联系，关系松散的弱关系社交区域能有效避开旁观者视线，减轻社交焦躁，因此用户能比较自在地享受个人领域。接下来，我们将依次探讨空间与关联制约，媒介工具以及个人在媒介环境中的互动行为所产生的成果。

压力源自何处？——社交环境模糊造成的人际关系混乱，以及真实与虚拟领域结构性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