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轩、吴飞丨作为社会交往方式的共通宣传——以“浙江宣传”为例
对“浙江宣传”发布的推文和用户留言进行深入剖析，内容涵盖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浙江宣传”推出的15篇热门文章；二是针对党政宣传、社论以及浙江建设等刚性内容的评论和互动，特别是针对社会热点事件回应的社论文章末尾的评论；三是关于宣传工作实施方法和“浙江宣传”自身发展理念的阐述。通过文本分析方法，本研究对宣传属性、共享能力以及共鸣能力三者间的量化关联进行了深入探讨，同时，对“浙江宣传”这一媒介平台所促成的数字化交流中的普遍性互动模式进行了详细阐述。具体分析框架详见表2。
三、研究发现
（一）总体情况：影响力快速提升
本项研究依托于2022年6月至2024年12月间持续31个月的公众号运营资料，对作者群体和文章类别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同时，对文章的阅读次数、点赞数以及观看次数等关键指标实施了描述性统计处理。
分析结果显示，在总计1893篇纳入内容分析的推文中，由“之江轩”署名的省级宣传系统发布的文章达到1264篇，这一比例高达66.7%。而以各地市简称命名的地市宣传系统发布的文章共有629篇，占比为33.3%。在这些地市宣传系统中，“嘉轩”发表了110篇（占比5.8%），“杭轩”发表了108篇（占比5.7%），“金轩”发表了67篇（占比3.5%），“甬轩”发表了57篇（占比3.0%），“绍轩”发表了51篇（占比2.6%），“湖轩”和“丽轩”各发表了50篇（占比均为2.6%），“台轩”发表了46篇（占比2.4%），“衢轩”发表了42篇（占比2.2%），“丽轩”发表了40篇（占比2.1%），“温轩”发表了30篇（占比1.5%），“舟轩”发表了28篇（占比1.4%）。
在内容分类上，党政宣传类文章有291篇，占比15.3%；浙江建设类文章达372篇，占比19.6%；社论类文章有412篇，占比21.7%；文化评论类文章共计425篇，占比22.4%；历史风物类文章有393篇，占比20.7%。在阅读量、点赞数以及观看次数等指标上，本项研究对每月阅读量超过十万的文章所占比例进行了数据统计，同时，也对每月发布的推文的点赞数和观看次数的平均值进行了计算，具体结果如图一呈现。考虑到阅读量超过十万的文章占比变动，“浙江宣传”的进步历程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成长期，时间跨度为2022年6月至2023年4月；另一个是稳定期，时间范围从2023年5月延续至2024年12月。在成长阶段，“10万+”推文的占比从账号创立初期的43.4%稳步上升至82.3%，进入稳定期后，这一比例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波动范围缩小。尤其是从2023年6月至2024年1月，这一比重连续8个月保持在100%，这标志着“浙江宣传”运营的成熟以及作为头部公众号地位的稳固确立。浙江宣传的点赞与观看数据展现出明显的分布不均。点赞数的波动范围较广（标准差为232.2），整体上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相较之下，观看量的分布则较为集中（标准差为61.1），波动幅度较小。进一步观察，点赞量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而观看量则保持相对稳定，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的态势。这一现象初步表明，隐性共鸣更容易受到推文内容的影响而出现显著波动，并且整体上会随着公众号影响力的增强而提升，发生的可能性更大；而显性共鸣则受到用户习惯、社交压力等因素的限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趋势，发生的难度相对较高。然而，我们同样观察到，点赞数和观看次数的变动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起伏，具体表现为年底时形成稳定的最高点（从11月到12月），而年初时则呈现稳定的最低点（从1月到2月），这揭示了用户在年底及节假日不同时间段对宣传信息的消费需求有所差异。总体来看，“浙江宣传”在资源共享方面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其内在的共鸣感持续增强，外在的共鸣则保持相对稳定，整体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宣传渠道。
（二）交往主体的浮现：
宣传者人格化与受众主体化
“浙江宣传”在共享能力方面所呈现的特点与先前的研究成果不尽相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以往的研究观点指出，目前我国在宣传工作中吸引受众的方式主要依赖于所谓的‘软化’策略，这包括以娱乐化手段或轻松愉快的风格来包装宣传内容，亦或是运用点击诱饵、软性内容、外包服务等多种外围手段来引导宣传。这一观点所依据的假设在于，宣传在本质上往往遭人反感，其传播效果有限，故而不得不借助伪装和引导等手段，以规避受众对宣传的抵触情绪，进而触及目标受众。本研究揭示，即便按照软新闻与硬新闻的界限来区分，将党政宣传、社论以及浙江建设归入硬性宣传范畴，而将文化评论和历史风物归类为软性宣传，运用软硬分类这一新颖变量进行验证，内容性质之软硬与否，与推文的阅读量能否突破十万并无直接关联（卡方值χ2(1) = 0.03，p值=0.86，且p值大于0.05）。“浙江宣传”摒弃了以往常用的“软化”手段，转而采用“硬化”“文化”“说人话”的方式进行宣传。这里的“硬化”意味着宣传者直面问题、勇于直言、敢于触及敏感话题，这是他们赢得信任和尊敬的基石。他们主张直截了当、立场坚定，不回避问题、不轻描淡写。《不要被“热搜”绑架》一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基层政府在舆情处理上过度敏感的问题，强调不应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压制所有对自己不利的舆论。《戳穿日本排污入海的洗白套路》一文则直接揭示了日本利用六大手法为自己的核污水排放行为进行辩解的伎俩，文中充满了斗争精神。“文化”一词代表了宣传者对浙江文化和风土人情的认识、重视与传播，这也是宣传者吸引力的根本所在。“浙江宣传”全面呈现了浙江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强调的是地方文化的内涵，而非简单地追求娱乐化倾向。台轩代表着仙居杨梅的推广，嘉轩映衬嘉兴檇李的知名度，温轩彰显温州风土人情的魅力；绍轩凸显越剧的革新之路，衢轩见证姑蔑国的考古新发现，丽轩宣扬浙南廊桥与龙泉青瓷的地方文化；甬轩纪念王安石，金轩缅怀施光南等地方历史名人的卓越贡献。在表达方式上，“硬化”与“文化”均以“说人话”的口语化形式为基础，采用易于理解、贴近日常生活的语言进行阐述，同时强调并乐见与受众的互动，这也是“浙江宣传”的一大鲜明特点。
“浙江宣传”作为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开设的官方公众号，其运营和管理均由省委宣传部亲自负责和培养，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党组织为核心的“零中介”宣传模式。得益于党的领导地位，“浙江宣传”得以拥有更广阔的发言权，勇于讲真话，勇于进行斗争。同时，通过将层级分明的省委宣传部与结构扁平的新媒体相结合，实现了对传统科层制既有突破又有创新的融合。省委宣传部通过公众号这一平台，巧妙地避开了传统媒体机构的繁琐层级结构，成功构建了一个从零开始、无历史负担、专注于公众号运营的传播团队。同时，该部门利用其在行政体系中的有利地位，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及浙江广电集团等众多媒体中选拔了5名90后专职人员，组成了公众号的核心运营团队。此外，他们还整合了全省宣传系统的资源，形成了一种以省级宣传系统为领导核心，地市级宣传系统作为关键支撑的稿件供应体系。通过优势比分析，研究揭示，作者在市县级宣传系统发布的推文达到十万以上阅读量的概率，相较于在省级宣传系统发布的推文，要高出4.81倍（优势比值为0.208，显著性水平为p）。
“硬化”、“文化”以及“说人话”三者合力，让“浙江宣传”在众多内容单一、同质化较重的宣传主体中独树一帜，逐步塑造出具有人格特征的交流主体。集体署名而非个人署名的规范，更加强化了这一主体的整体性。本研究将此现象命名为宣传者的人格塑造，指的是在社会交往中，通过塑造宣传者的个性特征，将原本抽象的宣传者形象转化为易于辨识、充满情感和社会互动的交流对象。这一人格塑造旨在重建传播信任并缩短与受众的心理距离。在浙江宣传的实践中，“硬化”、“文化”以及“说人话”成为其人格化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硬化”塑造了宣传者的人格核心，成为其宣传价值的精髓所在；而“文化”则赋予了宣传者的人格以魅力，提升了宣传的吸引力与情感色彩；“说人话”则形成了宣传者的独特语言风格，使得宣传更加亲切和易于接近，降低了传播的难度，从而使得宣传的内核与魅力能够更有效地触及受众。三者共同构筑了一个全面的人格化宣传体系，促使宣传者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而成为能够激发情感共鸣并建立信任关系的人格化交流主体。
强大的互动功能和对交流的重视程度，使得“浙江宣传”的观众群体作为交流的核心主体逐渐显现。他们通过公众号的留言功能，能够分享自己的见解、经历、故事以及情感，借助宣传者的筛选等手段，逐步实现自我表达，从而从单纯的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使得宣传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在《3.2 万条留言，那些你还没看到的》这篇推文中，"浙江宣传"将那些因系统限制未能被选中的精彩留言进行了归类整理，并与公众进行分享。他们以积极和开放的心态，欢迎来自公众的赞扬、指正和建言，确保了用户的声音能够得到更全面的展现。
“浙江宣传”对目标受众的定位相当明确爱游戏登录入口网页版平台，其绝大多数内容均在清晨七点半左右发布。这一发布时间的选取，体现了“浙江宣传”对目标受众及阅读环境的预设：“在早高峰时段的地铁车厢内，陌生乘客相邻而坐，各自手机屏幕上展示着‘浙江宣传’的文章（留言）”。读者的留言同样印证了这种设想。众多推文中，地铁被频繁提及作为阅读的场所。另外，研究揭示，“浙江宣传”的内容类别与其发布时间之间存在显著关联（χ2 (4) = 63.01，p值未给出）。< 0.001），党政宣传、社论和浙江建设类型的推文倾向于工作日发布，历史风物类型的推文倾向于休息日发布，文化评论类型的推文则无明显的时间偏好，这也说明“浙江宣传”对交往对象信息消费习惯的充分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观众所分享的内容呈现出了丰富的多样性，这并不总是与宣传信息相吻合，有时甚至呈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势。然而，“浙江宣传”展现出了对这种多样性的接纳态度，使得各种不同的观点得以通过“精选”的方式共同呈现。例如，在推广嘉兴“厕所革命”建设成果的推文中，就特意挑选了观众反映的夜间厕所关闭导致行人不便的问题，以及建议增设清晰指示牌以明确厕所位置的留言。受众与宣传者立场之不同，赋予了受众独特的个性，从而使其不再仅仅是宣传者的追随者，而是拥有独立意识的交流个体。这种交往双方的共同出现，为彼此之间的共鸣与共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交往过程的推进：可控制的共鸣
共鸣构成了宣传产生效果的核心理念。在“浙江宣传”的语境中，这种共鸣具体体现在观众“点赞”、“在看”以及“留言”等互动行为上。本研究对内容的种类与点赞数、观看数进行了单独的方差分析。Levene检验结果显示，点赞数（F值为32.65，自由度为4和1888，p值小于0.001）和在看量（F值为22.80，自由度为4和1888，p值小于0.001）均与方差齐性假设不符，因此我们决定采用Welch单因素方差分析，并借助Games-Howell检验来进行后续的事后比较。数据分析显示，各类内容的微博点赞数（F值4,887=23.08，p值小于0.001）和观看次数（F值4,883=15.51，p值小于0.001）均表现出显著的不同。具体来看，在点赞数上，通过Games-Howell检验发现爱游戏app官方入口最新版本，社论类内容的点赞数明显多于党政宣传类（平均差异值为349.88，p值小于0.001）。
综上所述，采用点赞数和观看次数作为衡量标准，研究结果显示，社论性质的推文在激发观众情感共鸣方面，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推文表现更为突出。鉴于此，选取社论类推文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深入探究宣传中的共鸣原理。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以热门社论文章《历史不会浓缩于一个晚上》的正文及评论为案例，对宣传共鸣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如下分析：
社会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这些焦点可能是一时之间吸引公众注意的个体、事件或观点，亦或是持续存在的现象和情感。它们或许已经浮出水面，亦或是尚未被揭开的面纱。台岛问题始终牵动着中国民众的心弦，成为长期未解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历史遗留难题。然而，佩洛西对台岛的访问在短时间内急剧加剧了这种长期存在的担忧和关切，导致民众对官方立场和未来走向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和期待。
动感的召唤格外迫切。文章恰巧在佩洛西抵达台岛次日清晨发布，那时舆论与公众情绪已达到顶点，急需权威信息源的即时回应。
以情感、道理和理论作为回应的途径。这种官方回应手段独特，旨在激发人们的共鸣。共鸣的产生依赖于认知上的接近和情感上的联系。在响应社会焦点诉求之际，“浙江宣传”首先确认了民众的激愤之情，将其定性为“最真挚的爱国情感”，此举有力地拉近了宣传主体与受众之间的情感隔阂；随后，从“大国竞争”这一更高层次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理性的剖析，向民众揭示了“解决台岛问题最有效的策略”，从而拉大了与民众的认知差距；最终，强调台岛问题不能仅凭一时冲动解决，呼吁民众信任党对台岛问题的长远规划和部署，支持党和国家在处理此事上的决策，构建起一种呼唤与回应的完整闭环。
推文借助粉丝关注、偶然发现、智能算法推荐、人际间的传播等方式，成功抵达目标受众，并在其认知模式上产生作用，从而激发出受众从忽视到点击、阅读、点赞、点赞、评论、转发等一系列情感共鸣行为，这些行为的表现程度是逐渐增强的。共鸣源自情感的深处，情绪的激昂会让人更容易产生共鸣，这促使个体去寻找能够印证自身情绪的信息，特别是那些焦虑情绪较重的人，他们更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证实自己感受的信息。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情感上的相互感应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在评论区中，我们看到了诸如“将所有愤怒汇聚为祖国强大的动力”等言论，这充分体现了从消极情绪波动向积极爱国情感的转变趋势。
4.能够激发人们的理性共识。所谓认知距离，指的是特定问题的解决策略与人们已有的认知水平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与共识的生成之间呈现出一种非线性关系：若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既不显得过于陌生，又能对既有认知进行阐释或拓展，那么共识便更有可能形成，且其强度也更为显著。“浙江宣传”促使公众深入思考台湾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我国在处理此类问题上的深层策略。这一宣传对公众来说既熟悉又超出了一般认知范畴，形成了适宜的认知间距。“各打各的、以我为主”的战略观念作为新的知识补充，既满足了公众的求知欲，又引发了情感共鸣，进而激发了“理性共识”。评论区中“心中充满愤怒，却仍保持冷静”与“坚信我们能够稳健地推动国家统一进程”的表述，充分展现了理性与情感的和谐共鸣。
倡导理解和接纳。在情感与理性相融合的过程中，最终促使观众达到理解与接纳的境地，甚至进一步接受宣传者的观点和立场。“我们通过一屏洞察局势，国家则通过众多屏幕观察风云变幻”、“上兵伐谋”等留言反映出人们对国家整体战略的认知与接纳，显示出公众已将起初的激情愤怒与对形势的理智分析相结合，进而转变为对官方立场和行为的认同。至此，文章已经成功地对公众的情感倾向进行了积极的引导，将“理解与包容”这一观念从个人层面的态度提升到了整个社会群体的共同认知。
分析共鸣的形成过程，我们能够察觉到，相较于常规的社会互动，宣传领域的共鸣机制展现出其独有的特点。共鸣现象可细分为群体共鸣与分散共鸣两种类型。群体共鸣特指“当众人因共同的追求、爱好或情感而汇聚成群时，他们之间会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及集体认同感”，而分散共鸣则是在网络社群中形成的，“即个体在相对独立或分散的状态中产生的共鸣。”个体在坚持自我个性的基础上，依旧能与周围的人产生深层次的情感交流。群体间的情感共振能够汇聚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促进共同行动；而个体间的离散情感共鸣，则有助于保持彼此间的情感纽带和互动交流。社论推文代表了“浙江宣传”这一拟人化主体与广大民众之间的情感契合，这种契合虽属分散式共鸣，却实则体现了民众与“浙江宣传”这一传播机构，乃至浙江省委之间的情感纽带和互动交流。这种情感纽带和互动交流，使得民众产生了类似于集体共鸣的情感共鸣和集体认同感，而且通过关注“浙江宣传”的公众号，这种关系得以超越一时的群体传播，最终凝结成为一种指向“浙江宣传”的长期情感联结。伴随其侧，文化评论、历史风物等柔性内容推送能唤起公众的共同记忆与情感共鸣，营造出一种更为频繁且温和的共识氛围，从而加强“浙江宣传”与公众间的日常互动及二者间的联系，促使公众对情感与观点的认同转化为对“浙江宣传”这一拟人化交流主体的认同，进而为其他宣传形式拓宽道路。
交往主体的独特性，导致“浙江宣传”在共鸣方向上有所掌控，它通过事实、价值以及情感的融合，构建起导向理解与包容的共鸣纽带，确保共鸣的可控性。这种控制贯穿于共鸣机制的整个流程，从决定响应哪些社会诉求，到如何通过情感共鸣和认知差异来回应这些诉求，再到确定表达何种观点和立场作为共鸣的指引，宣传的共鸣始终处于宣传者的精确操控之中。宣传者有权挑选特定的留言，并决定哪些留言能够体现情感和理性的共鸣，这一决定权使得他们能够对共鸣的情感和理性走向施加更深入的操控。
此外，本项研究对宣传中的显性与隐性共鸣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实际验证。在研究中，我们运用了PROCESS Model 1来构建调节模型，并着重分析了不同内容类型对点赞数（作为隐性共鸣的衡量指标）和观看数（作为显性共鸣的衡量指标）之间关系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在整体上展现出较高的拟合效果（R²值为0.7826，F统计量为753.1112，自由度为9和1883，p值小于0.05）。
这一研究成果揭示了宣传中的共鸣现象在内容、心理和技术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具体来说，共鸣从隐性向显性的转变，实际上就是用户将个人共鸣从私密空间扩展至公共领域的动态过程。公众号的技术特性，使得用户得以通过“点赞”和“在看”等操作，自主决定是否将自己的共鸣公开展示。与其他类型的推文相较，用户在公开对那些具备政治合法性的党政宣传类推文的情感认同时，能有效减少因表达共鸣而产生的社交压力和潜在风险。类似地，那些几乎不引发争议的历史风物类推文，其点赞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观看量。然而，对于可能引发争议的社论、浙江建设、文化评论等类型的推文，这种转化比例则相对较小。进一步而言，显性共鸣作为一种构建社交身份的有效途径，通过“点赞”这一行为将共鸣感显现出来，向亲朋好友展示个人的阅读喜好，使得用户得以凸显自身的价值观念和阅读格调，进而积累个人在社会中的资本。与此同时，党政宣传以及历史风貌相关的推文恰好满足了用户的这种心理需求。因此，平台的技术特性、公众的社会心理以及推文的内容类型三者之间的相互结合，正在逐步形成一种能够被操控的共鸣机制的深层结构。
（四）交往成果的延续：交往主体的视域共通
如前文所述，“浙江宣传”的传播和引起共鸣的效果在短时间内能够显现，能够引导公众的理解和接纳，甚至可能暂时接受宣传者的观点和立场，从而形成一种暂时性的共识。然而，其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通过持续的长期互动，能够在交往的各方之间建立起共同的视野。以《今日改革之难易》《我国是否已达顶峰》等政治宣传性质的文献为例，这些文献不仅迅速以事实为依据帮助公众理清现状，增强抵御外部舆论攻势的能力，促使他们暂时形成一致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它们通过不断反驳外部不实言论并宣传我国的制度与道路，使得民众在认知和理解上逐步与政府保持一致，他们能够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出发，以超越个人局限的视角审视问题，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平，进而达到一种更加稳固、持久且深刻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视域的共享并非是单方面的。民众在认同并接受政府观察世界的角度时，他们也会通过留言等途径，将自己的视角进行交流。在《选调生的“繁花”怎么开》这篇文章对选调生制度的探讨中，民众的留言不仅与“浙江宣传”所提倡的深入基层的理念产生了共鸣，而且还通过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讨论增添了更多的视角和维度。基层选调生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疲于应对各种检查，忙于填写各类表格和编制册子”，这揭示了选调生难以在基层真正深入工作、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的现实困境；社区基层工作者则建议在招考过程中公开选调生的岗位去向，并优化岗位匹配机制，明确指出了选调生制度在透明度和适配性方面存在的改进空间。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呼声，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基层实践背景。与此同时，民众并未满足于仅仅揭露问题，他们积极投身于价值的重塑过程：有人通过通俗的拆字法，将“选调生”这一概念拆分为“选之于党、调之于任、生而为民”，以此深入挖掘制度的深层含义；同时，也有选调生分享了他们从最初渴望逃离，到无奈适应，最终转变为衷心热爱的真实心路历程，用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证实政策制定的合理性。这种交流显现出，政府引导民众提高认知能力，共同拥有国家和政府的视角来审视问题，同时民众也能将自身经验反馈至政策讨论中，运用实践智慧参与到意义的构建之中，这一过程是动态发展的，最终在双向对话的基础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向视域共享。
综上所述，将视域共通定位为宣传的终极追求，这意指在将宣传作为社会互动主要手段的连续交流中，政府与民众、民众相互之间通过不断展现自我与倾听对方，实现了交往各方视域的共享，进而促进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与信任感的建立。在传统宣传中，所追求的理想成效是，通过宣传者的视角来化解或替代民众的多样化看法，促使所有个体均能以统一的视角来审视问题，从而培养出对宣传者所持立场和观点的认同感，最终达到对宣传者本身的认同。在推动视域共享的宣传工作中，我们并不提倡将多种视角简单融合成单一的视角并广泛推广，以期让所有参与交流的个体都采取相同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在现实中也难以实现。视域共享是社会交往持续性的结果，其基础在于各个主体保持各自的独特性，拥有各自独特的观察角度，“差异”是“共享”的基础。宣传的目的不在于追求一致而抹去差异，而是致力于触及更广泛的群众，努力在宣传者与民众、民众彼此之间建立共鸣，从而构筑起不同交往主体间具有共同视野的交流桥梁，促进相互理解和接纳，最终塑造出一个拥有共同视野和交流方式的共同体。
在大众媒体盛行的时代，传播的内容往往是由媒体所设定的单一视角，故而这一阶段的议程设置理论主要探讨的是思考的内容与方式，由于观看方式的一致性，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降临，人们得以像“千手观音”那样拥有多角度的观察视野，便不难察觉到宣传与现实之间的分歧，这种观看角度的差异性从根本上是导致传统宣传效果减弱的原因。浙江宣传的实践展现了一种独特的“通”的思考方式。这种方式依托于点赞、观看、分享、评论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可能性，或许能够通过共享和共鸣等直接互动方式，进一步拓展交往的深度，最终实现一种视野上的数字共享状态，从而加深民众之间，尤其是民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接纳。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推动视野共享的宣传并不意味着宣传者丧失了对宣传的掌控权。正如“浙江宣传”所体现的共鸣机制所展示的那样，宣传者对共鸣的各个阶段以及最终走向进行了细致的把握。宣传者所拥有的资源使其具备了强大的共享与共鸣能力，从而拥有了超越其他交流主体的视野共享能力。这表明爱游体育app下载官网，尽管宣传作为一种交流手段，能够为不同交往主体之间搭建起一个共同视野的桥梁，但其本质在于使尽可能多的交流者与宣传者的视野达成一致。因此，旨在实现视野统一的宣传并不强迫必须取得认同的成效，公众有权保留对宣传者立场和观点的不同看法，然而，宣传者期望自己的视野能与全体公众相契合，以期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接纳。视域共通的形成，使得认同的可能性随之提升，这种认同感的增强，是视域共通的自然产物，而非通过强制设定的目标。
四、结论：作为社会交往方式的共通宣传
浙江宣传的实践揭示，一种独特的社会互动方式——共通宣传正在逐步形成。所谓共通宣传，即以社会互动为引导的宣传模式，它着重于通过宣传者的人格塑造和受众的主动参与，构建起交往的主体，借助可控的共鸣来推动互动进程，并以视野的共享作为互动的终极追求。具体来说，共通宣传通过宣传者的人格塑造，让宣传者转变为具有鲜明个性的社会互动主体。据此，共享能力得到提升，对互动的关注度也显著增强，进而使得受众作为交往的主体角色逐渐显现。在宣传者的引导下，一种有控制的共鸣机制得以形成，并在交往主体之间构建起一种导向理解与包容的交往模式，进而可能促成一种暂时的认同感。若这种交往模式得以长期维持，共同视野的形成也将随之而来，这有助于增进对彼此，尤其是对宣传者的理解与包容，最终提升认同宣传者和形成共识的可能性。
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交往中的普遍宣传理念视为数字时代中国宣传领域的一把总钥匙，它涵盖了软性宣传、新型宣传以及多元沟通等多种宣传方式的研究，显现出其独到的价值。首先，这种共通宣传具备综合特性，它将各类宣传研究视角融合在一起，突破了单一实践的限制，揭示了软宣传、新宣传和多元沟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宣传研究提供了全面而统一的观察角度。其次，共通宣传的解释力显著，它不仅阐明了数字时代宣传实践的作用机制，还解答了为何某些宣传内容能被大众接纳而另一些则不然的疑问。再者，这种宣传具备明确的方向性，指出了宣传活动的最终目的，这对指导宣传实践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总体而言，共通宣传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深入理解和剖析数字时代中国宣传的实际操作，将软性宣传的覆盖范围、新型宣传的交流特性以及多元交流的共识性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同时，它突出了宣传不仅仅是一种说服手段，更是一种具备社会互动功能的传播活动，为我国数字时代的宣传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际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通”这一宣传理念并非数字时代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便以“通”为纽带，旨在通过宣传实现多元和谐共存的“治”。从古代的“宣”到延安时期，我们坚持党性原则，提倡走群众路线，以党报理论的形式将党和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理念深深植根于我国长期的宣传实践中，而共通宣传正是这一理念在数字时代的传承与发扬。与历史所倡导的“通”观念相较，共通宣传更注重体现民众在交往中的独特性、多样性和思考能力，这使得其更贴合数字时代的传播背景。然而，它所坚守的，是通过宣传手段来维护一种多元和谐共生的治理理念。这种以“通”为手段、以“治”为目标的共通宣传，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数字共通的动力所在，并呈现了一种潜在的动力运作模式。尽管在数字交流领域，混乱与无意义似乎已成为现代人际互动的常态，然而，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共通宣传能够构建起强大的共享与共鸣机制，将宣传作为人际交往的手段，激发出共通感，从而让人类的交流重新焕发秩序与价值。
相较于传统模式，共通宣传的革新之处在于将宣传活动重塑为社会互动的交流艺术。这种宣传方式着重于宣传作为社会互动手段的属性，提倡通过宣传来建立具有理解、包容和共识特征的互动关系。共通宣传的追求，不仅限于短期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更在于通过共同视野的方式，达成具有持久影响、基于相互尊重的深入交流。因此，共通宣传构建了一个可行的框架，旨在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并推动社会治理。这一框架依赖于国家机器的宣传者主导，通过真实共享事实信息，开放地共鸣观点，以及双向联结情感，使得宣传实践能够在矛盾与冲突中探索新的对话可能性，进而促进社会整体的包容性、信任以及合作。这种转型的深刻内涵，或许在于将传播实践中的宣传重新定位，回归到“人的联结”这一核心功能之上。
